第三部 第九章 两个结论

所有的旅客都拥入餐车，围着桌子坐定。他们的脸部表情多少有点相似──一种期待和害怕相混合的心情。那个瑞典女人还在哭哭啼啼，哈伯德太太在一旁安慰她。

“现在，你必须克制住自己，亲爱的。一切都会好的。你可要克制啊。如果那卑鄙的凶手就在我们中间，大家都清楚，那不会是你。哎，只要想到这种事，谁都会发狂的。你就这么坐着，我就在你身边。别再担忧了。”

波洛站起来，她就不作声了。

列车员在门口徘徊。

“我可以呆在这儿吗，先生？”

“当然可以，米歇尔。”

波洛清了清嗓子。

“先生们，女士们：我用英语讲，因为你们大家都懂一点英语。我们净研究一下塞缪尔·爱德华·雷切特──凯赛梯的化名──之死。对这一谋杀案的结论，现有两种可能。我将把这两种情况都告诉你们，并让鲍克先生和康斯坦丁大夫来裁决，那一个是正确的。”

“你们大家都已了解本案发现的经过。今天早晨，有人发现雷切特先生被刺身死。昨晚十二点三十七分，有人看到他还活着，那时，他在房门口跟列车员讲过话。

在他的睡衣口袋里，发现一块被敲瘪的表，表针指的时间是晚上十二点至凌晨两点。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晚上十二点半时，列车撞入雪堆之中，十二点半以后，任何人要离开列车，都是不可能的。”

“哈特曼先生，是纽约侦探机关的侦探。（有几个人转头向哈特曼先生望去）他的证词表明，没有任何人能以过他的包房（卧车尽头是十六号铺），而又不被他发现的。因此，我们只好作出这样一个结论：凶手可以在一个特定的车厢──伊斯坦布尔──加来车厢里找到。”

“我要说，这就是我们的推论。”

“怎么？”鲍克先生大吃一惊，突然喊出了声。

“然而，我将把另一个推论告诉你们，这是很简单的。雷切特先生有个仇敌。

这个人他感到恐惧。他向哈特曼先生讲了这个仇敌的模样，并且告诉他，假如谋杀发生的话，很可能会在列车离开伊斯坦布尔后的第二个晚上。”

“现在，我告诉你们，女士们，先生们，雷切特先生知道的，比他讲的要多的多。这个仇敌，正如雷切特想的那样，在贝尔格莱德，或许在文科夫戚上了车。他是从阿巴思诺特上校和麦克昆先生开的门上车的。他俩刚从这门下车到月台上去。

有人给了这个人一套列车员制服。他把它套在自己的衣服外面；他用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锁着的门，走进了雷切特的包房。此时，雷切特由于安眠药的作用，已经睡熟了。这个人非常凶狠地戳了雷切特十二刀，然后，穿过通向哈伯德太太包房的门逃了出去──”

“正是这样。”哈伯德太太点点头说。

“他在路过哈伯德太太的包房时，把刚用过的匕首顺手塞进她的旅行手提包。

但无意中，他掉了一颗制服钮扣。然后，他溜出包房，沿着过道逃走了。此时，他又匆匆把制服塞进一个空着的包房的手提箱里。几分种后，又穿着普通衣服，在列车即将开动之前，仍旧从餐车附近的门──他来时的门──下了车。”

所有的人都屏住气息。

“那表，怎么解释呢？”哈特曼问道。

“我会把整个案件全给你们讲清楚的。雷切特先生应该在察里布罗特就把表拨慢一个钟头，可他忘了。他的表仍旧是东欧时间，比中欧时间要早一个钟头。因此，雷切特先生遇刺的时间是十二点一刻──而不是一点一刻。”

“可这样的解释是荒唐的。”鲍克先生喊道，“一点差二十三分，他房里传出来的声音怎么解释，那声音要么是雷切特的──否则，就是凶手的。”

“未必如此。可能──嗯──是第三者的。这个人走进雷切特的包房，想跟他说话，但发现他已经死了。他立即按铃叫列车员，于是，就象你所说的那样，一想苗头不对──他怕被指控谋杀，就学起雷切特的说话声音来。”

“这倒有可能。”鲍克先生勉强表示同意。

波洛看了看哈伯德太太。

“啊，夫人，你是想说──？”

“是的，可我不太清楚我要说些什么。你认为，我也忘了把表拨慢了吗？”

“不，夫人。我想，你是听到这个人走过你的房间的──然而，是无意识的。

后来，你作了个梦，梦见一个男人在你房里，你惊醒了，就按铃叫列车员。”

“呃，我想，这是可能的。”哈伯德太太承认了。

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很直率地看了波洛一眼。

“你怎么解释我那女佣人的证词，先生？”

“很简单，夫人。你的女佣人认出了我给她看的手帕。她想掩护你，可不那么高明。她确实碰到过一个男人──但要早些──当列车停靠在文科夫戚站时。她故意说她是那以后的某个时间见到他的，稀里糊涂地想为你提供一个作案时你不在场的证据。”

公爵夫人点了点头。

“一切你都想到了──先生──我，我佩服你。”

餐车里一片沉默。

突然，康斯坦丁大夫捶了桌子一拳，所有人都跳了起来。

“可是不对，”他说，“不对，不对，还是不对！这样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在许多次要方面有漏洞。谋杀的经过，肯定不是这样──波洛先生完全清楚这一点。”

波洛转过头来，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这我知道，”他说，“我还要给你们第二个结论呢。可是别太快地把这一结论忘了。也许你们以后还会同意这第一个结论的。”

他回转身，仍旧面对其他人，说：

“对这个谋杀案，还有另一个可能的结论。我是这样得出的。”

“听了所有的证词后，我就背靠座椅，合上双眼，开始思考起来。某些东西看来值得注意。我把它们一一列举给我的两个同事。有些，我已经解释过了──比如，护照上的油迹等等。我将简要地指出剩下的几点。第一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鲍克先生的一句话。那是列车离开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天，在餐车里吃中饭时说的──得到的印象是，聚集在这儿的一伙人很有趣，因为他们是如此的不同，有着各种不同的阶级和来自不同的国家。”

“我同意他的看法。然而，一想到这个怪现象，我就设想过，这样一伙人再任何其它情况下，是否有可能聚集拢来。我自己作的回答是──只有在美国。只有在美国，这个家才可能由来自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人所组成── 一个意大利司机， 一个英国家庭女教师，一个瑞典护士，还有一个法国女佣人等等。我的‘推测’方案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象一个导演选派角色那样，确定各人在阿姆斯特朗这出戏中所扮演的特定的角色。就这样，我取得相当有趣而满意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