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第2/4页）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凶手就是——达普顿太太！”

“可怜的达普顿太太。您怎么会把这样一个善良的妇人当作凶手？光凭这点您就不配做内政大臣！”

“难道是你！”

“亲爱的内政大臣，请您镇静一点。没什么可慌的了。那不过是项单纯的试验而已，我想尽量保持那种状态。”

外面的噪音越来越大：“为格罗德曼欢呼三声！加油，加油，加油！万岁！”声音隐约地传到了他们的耳中。

但面色苍白深受震动的大臣还是按下了手边的叫铃。他的内务秘书出现了，他克制住惊奇看着大臣极度不安的表情。

“谢谢您叫来了助理，”格罗德曼说，“我打算请您让他为我干点事。我想他应该会速记吧。”

大臣无声地点了点头。

“太好了。我想把接下来做的这份声明作为第二十五版《我所抓过的罪犯》附录部分的框架——就算是献给这部书的银婚纪念品吧。另外，今天我还打算聘用帮我润色其他部分章节内容的丹齐尔·坎特科特先生，继续担任这部分文章的文学修饰任务。我相信他会从文学的角度把公正体现出来，同样，我相信大臣您也会从法律的角度给我公平。我很确信坎特科特一定能使附录部分达到和其他章节一样的完美水准。”

“坦普莱顿，”内政大臣轻声向手下说，“眼前的这个男人也许是疯了，为解决弓区谜案所做的努力也许迷乱了他的头脑。但尽管如此，”他大声补充道，“你最好还是把他所讲的内容速记下来。”

“阁下，太感谢您了，”格罗德曼真心实意地说，“坦普莱顿先生，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世上的人都知道我从苏格兰场退休前做了哪些工作。坦普莱顿先生，我说话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点？有点快？好吧，接下来我会说得慢一点。如果我不自觉地又把语速提了起来，请记得提醒我。我退休以后，猛然发现自己还是个单身汉，想结婚的话未免晚了点。我的时间太宽裕了。我为准备写《我所抓过的罪犯》一书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当书出版以后，我发现每天除了发呆以外，没有什么事可做。我有点存款，投资也非常安全，需要我操心的事情一件都没有。我看不见未来，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在工作中死去。像所有无所事事的老人一样，我生活在过去。我一遍遍地回忆自己以往的功绩，重读自己写的书。我脱离了实际追踪罪犯的刺激感，只能翻来覆去考虑过去的那些案件。当我从一个更真实的角度审视每一个具体案例的时候，逐渐发现罪犯实际上比小流氓更愚蠢。我所追踪的每一桩罪案，不管设计得如何精妙，最终看来只是又增加了一次软弱的失败而已。罪犯往往把痕迹和线索留得到处都是——破烂的边缘，粗糙的角落，罪犯的手段非常笨拙，全无艺术的完整性。我在这些粗陋的案件上所做出的功绩看似很伟大——普通人可能会对我如何能从一张简单的密码表上找到一个关键的字母而感到疑惑不解，但对于我来说这些东西就和它们所隐藏的罪案一样平淡无奇。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利用这一生积累下来的证据学经验，我觉得自己能够犯下不止一起，而是上千起不被人发现的案件。而那些真正的罪犯还在继续犯错，用同样过时的方式暴露出他们自己——没有创造性，没有冲劲，没有独创性，没有新意！想想看全英国竟然会有四万个人犯下相同的罪行！我思考了很长时间以后，逐渐产生了要犯下一桩能迷惑侦察方向的罪行的想法，我可以在脑海中设计出几百个这样的罪行，并通过想象如何去实施它们来自娱自乐。但这些手段真正能行得通吗？很明显如果要试验这些手段的话，唯一的实施者只可能是我。那么还剩下两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犯罪的对象和犯罪的方法。这就只能靠机缘来决定了。我渴望能够马上着手进行谋杀，首先是对付那些最困难的问题，我希望能让世界感到震惊和迷惑，特别是那些曾和我并肩作战的人们。外表上我显得非常平静，像往常一样与人交流。内心里却急于释放迫切行动的冲动感。我陶醉于自己的巧计之中，想象着要把它们用在我遇见的每个人身上。当我和朋友或熟人闲聊的时候，我总会想到怎样才能把对方杀掉而不留下一点线索。没有一个朋友或熟人是没有在我脑子里被杀过的。其中并没有政府官员——亲爱的内政大臣，这一点请您尽管放心，我并不打算搞秘密的、奥妙的、弱智的、不会被发现的谋杀。啊，我该如何向那些平庸的罪犯建议啊——他们只有二流的动机，疲乏的想象，平凡的手段，一点也不懂得克制和艺术感。”

人群又开始欢呼起来。这些不耐烦的观众也许认为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内政大臣和莫特莱克辩护联合会主席会谈的时间越长，他不再固执的机会也就越大。看来大伙的偶像很快就会得救了，人们的喝彩中混杂着呼叫“格罗德曼”和“汤姆·莫特莱克”的吼声。

“死去的阿瑟·康斯坦特，”伟大的犯罪学家继续说了下去，“他来到这条街上，就住在我家的正对面。我们相识了——他是个可爱的年轻人，一个绝佳的试验对象。我以前从没有对别的人产生过这样大的兴趣。当我们第一次相遇时，仿佛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我们彼此吸引。直觉告诉我这就是我要找的人。我喜欢听他充满激情地对我讲述兄弟情谊——我原以为和人讲兄弟情谊和对猩猩、蟒蛇、老虎讲也没有多大区别，他似乎也喜欢从自己肩负的繁忙而又专注的工作中抽出一点时间和我交流。这样一个宝贵的生命将被夺去真是可惜。但我别无选择。十二月三日晚九点四十五分他忽然出现在我家，在之前的庭讯和审判中我自然没有提到过这次来访。他来我家是为了偷偷地向我打听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的事情。他告诉我私下里他借了些钱给那女孩——女孩许诺会在方便的时候还上。他并不知道女孩要这些钱做什么，他记得曾经含糊地鼓励过女孩勇于放弃的行为，只能把这两件事牵强地联系在了一起。自那以后女孩就消失了，他一直为此感到不安。他没有告诉我这个女孩究竟是谁——阁下，当然现在您和我一样，都知道那个女孩的名字叫杰茜·戴蒙德，他只是一个劲地问我究竟怎样才能找到她。他提到莫特莱克第二天早晨会搭第一班列车去达文波特。我早就该把这两桩事实联系到一起组成一条线索了。当他向我絮絮叨叨地询问时，我一下子开窍了。康斯坦特当时已经被牙疼困扰了很久，在我关切的询问下，他告诉我因为牙疼，他每天睡得很少。所有这些条件合起来构成了我最喜欢的一个犯罪场景。我用父辈的口吻向他提出了建议，我先是向他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寻找女孩的建议，然后让他保证会服下一粒安眠药，以便好好地休息一晚（第二天早上他还要面对艰苦的列车工人会议）。我给了他一粒装在小药瓶里的磺基苯酸。那是一种新药，可以延长睡眠而不影响消化，我自己也在用。他保证一定会服用这种药，临走前我还真诚地劝告他要给门上好闩，再把门锁上以堵住所有可能让冬夜寒风进入房间的孔隙。我告诫他要改掉那些随意对待自己身体的生活方式，他文雅地笑了一下，表示会按我叮嘱的去做。他确实也这样做了。第二天早上没有办法叫醒他的达普顿太太，我很确定会心慌意乱地大声喊叫‘杀人啦！’她就是那样的人。和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先生所说的一样，她习惯性地把先入为主的观念当作事实，把推断当作亲眼所见的事。她习惯于把事情往坏的方向想，达普顿太太这个阶层的人都会做出和她一样的反应。她碰巧是一个极易受‘暗示’影响的极好的样本，但我能对几乎所有女性施以同样的影响。弓区谜案的关键就是女性的心理。这里唯一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是，达普顿太太会不会冲过街道请我去开门？女人在危急时刻总会找男人帮忙。我住得离她最近，而且明显是街上最权威的人，我认为她一定会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