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失踪酒馆谜案（第3/6页）

“比方说？”

“比方说枪声。”

“没有这么刺激的。这条路太荒僻了．夜里只要有车经过，肯定会引起注意，但我们的住处离得很远，恐怕传不IIilIIjJL去。有一次，我在天黑后来这儿找一头走失的牛，听见了说话声，但懒得去看个究竟。要是逮住某些人正在干出格的事情，难说他们不会大发雷霆。”

“的确如此，”我赞同道，“有没有听说附近某条土路边有家酒馆？播放音乐，能进去喝酒，名字叫‘苹果园’。”

塞尔·霍尔登摇摇头：“这附近没这种场所。要是有的话，我肯定会知道。想喝酒只能进镇子去。”

离开南马路，我们驶回北山镇。苹果园酒馆即便真的存在，那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杰克·托(II幂N妻子比出发前更加不安了。“我们在那里！”贝姬坚持道，“亲眼看见了！”

“我们还和戴着尖顶帽的男人说过话！”

“鬼影子，”我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和一场谋杀调查有关系，需要更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你们的说法。此时此刻，实在没有任何靠得住的证据。”

“查过他的口袋吗？他也许有那个什么‘苹果园’的火柴。”

“没有火柴，”尽管我没有亲自查过，但我还是这样告诉了他们，我记起了读尸检报告时看到的一处细节，“也没有酒精。”

“什么？”

“雷尼·布鲁在死前没有喝过酒，不觉得蹊跷吗？深夜时分，你们在一家酒馆门外撞倒他，除了喝酒，还能有什么理由让他走进酒馆吗？”

杰克·托伯像是一下子泄了气。“我怎么知道？”他这样答道。

我揭穿过许多谎言，但却不认为托伯描述的经过有多么难以采信。我在北山镇的这些年教会我一个道理：谋杀案往往伴随着最离奇诡谲的环境。在我看来，受害者是此刻手头的唯一线索，要弄清楚特克山路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是我们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凭依。

我找不到蓝思警长，因此也就问不到他从受害者的女房东那里探听到了什么消息。于是，安顿好托伯夫妇以后，我亲自前去拜访高茨基夫人。她在北山镇的资历相对较浅，五年前才从波士顿迁居至此。尽管有东欧血统，但她的英文颇为不错。我估计她四十岁刚出头，虽然穿着平常的普通衣物，但她依然很有吸引力。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了解她的丈夫。自从来到北山镇．她一直使用高茨基这个名字；她买下了雷尼租住一个房间的那幢屋子。

“我已经和警长谈过了，”她来应门时这样告诉我，“现在还得回答医生的问题？”

“并没有强迫您回答我的问题，高茨基夫人，”我说，“我只是在帮蓝思警长而已。你和雷尼·布鲁熟吗？”

“怎么说呢？他很安静，按时交房租。”

“警长检查过他的房间了吗？”

“是的，我领他看过了。”

“您认为也能让我看看吗？”

她犹豫片刻，然后让到一旁，允许我走进装饰简单的楼下rJ厅：“我去拿钥匙。”

回来的时候，她紧握着一柄最常见的细长钥匙，领着我上楼。或许是习惯使然，她在插钥匙前先敲了敲已经去世的那位先生的房门。房间里的装饰和楼下一样简单：单人床、褪色的沙发、直背木椅、小桌子。

“房间是带家具出租的吗？”我猜测道。

“是的。他的物品只有那个手提箱和壁橱里的几件衣服。警长说他会派个警员过来，收拾所有东西等亲属前来领取。”

我在房间里走了一圈，看似随意地拉开抽屉，想让自己看起来不像是在搜查。没有什么异乎寻常或不符环境的东西，直到我掀起最底下那个抽屉里的一套内衣为止，内衣下面是一个倒扣着的相框。照片中，纳粹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在露天集会上讲演，这种场面在德国正变得越来越平常。

“那是什么？”高茨基夫人问。

“只是一张照片。”我把相框放回抽屉，“看来没什么值得注意的。”

“他的东西本来就不多。他是个没人在意的孤独男人。”

“有人很在意他，足够让他送了性命。”我这样提醒高茨基夫人。

回到办公室，我把发现的情况告诉了玛丽·贝斯特：“他在衣橱抽屉里藏了一张希特勒的带框照片。这让我觉得有些不寻常。”

“我在报纸上读到过，德美协会①最近很是活跃。德国正在为可能到来的战争作总动员，协会想让美国不插手此事。”

①German—American Volksbund，在美国成立的纳粹组织。

我琢磨着这个细节。雷尼·布鲁实在不像是典型的协会分子，但我并没有亲身接触过那些家伙，所以也很难说得准。“协会不协会另当别论，他在那家不存在的酒馆干什么？他的遇害为何要被掩饰成陷害托伯夫妇的样子？”

“他们只是恰好遇上的，”玛丽发表她的见解，“不可能提前有所预谋。”

“那么，那家酒馆在哪里？我们找遍了特克山路的每一英寸——”

“那就不是在特克山路上，而是在别的什么地方。”

“他妻子说看见了路标。”

“路标可以更换。咱们这就开车过去，看一眼挂路牌的柱子。”

这个想法听起来不错，特别此刻我身处死胡同之中。这不是玛丽第一次给我指点正确的方向了。我们坐在我的车里，沿着费尔法克斯路找到路牌，在路牌附近的草地上停车，路牌的箭头指着特克山路。

玛丽试图摇撼柱子，却徒劳无功。那东西纹丝不动。她又跪在地上，拨开柱子周围的高秆草一窥究竟。“没有移动过，”她最后下了结论，“没有最近翻动泥土的痕迹。”

“这个想法也撞墙了。”

可是，玛丽·贝斯特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他们可以在其他路口竖起假路标。反正已经来了，咱们也查一查吧。”

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仔细检查北马路和南马路对面的土地。没有窟窿，也没有填埋的迹象。

“这两处最近没有竖过路标。托伯夫妇要是看见了指向特克山路的箭头，那就只可能是特克山路了。”

于是，我们再次驾车上路，在通往托伯农场的车道起点停下。“他们觉得酒馆就在农场的路对面，”我说，“坐在车里，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不过咱们还是下去走走看看吧。”

我们又花了二十分钟四处溜达，但仍旧一无所获。

应该是酒馆停车场的位置上，实际上是一片草地，然后是一片排列整齐的枞树。再过一年，这些树大概就会被伐倒，拉进城当圣诞树贩卖。

“没有酒馆，”我说，“要不是有一具尸体，我肯定要说托伯夫妇昨晚上都喝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