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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是给他们举行一个大型列队仪式,敲锣打鼓,旗帜飘飘,各种各样的装饰品、纸灯笼、激情、标语、袖章混杂在一起,还有阵阵歌声。波兰市长亲自到广场与他们见面,这样我们有时开始感到我们也是个民族,而不是一堆社会渣滓。对你来说,这些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在那年月,所有的波兰人在波兰语中陶醉,乌克兰人在乌克兰语中陶醉,更不用说德国人、捷克人,大家都陶醉,甚至连斯洛伐克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都是这样,在那样的欢宴上没有我们犹太人的容身之地,我们谁都不属于,谁都不要我们。我们也希望成为一个民族,像大家一样,那该是怎样一种奇迹。他们还留给我们别样的选择了吗?

但是我们的教育不是沙文主义的。塔勒布特的教育确实充满着人文主义色彩,进步,民主,而且是艺术的,科学的。他们努力给男孩女孩平等的权利。他们总是教育我们要尊重其他的民族——所有的人都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纵然他总是将此遗忘。

我们从年幼之际就想着以色列。我们对每个新建村庄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比尔土维亚出产什么,兹克龙雅考夫有多少居民,是谁从太巴列到宰迈赫修建了一条碎石公路,拓荒者何时攀登吉尔伯阿山。我们甚至知道那里的人们吃什么、穿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了解。实际上,我们的老师并不了解实情,因此即使他们想给我们讲述不好的方面,也不可能——他们一无所知。从阿里茨来的任何人,使者、青年领袖、政治家,所有去往那里又回来的人,给我们描绘出一幅绚烂的图画。倘若有人回来后给我们讲些不太愉快的事,我们听都不想听。我们让他们免开尊口。我们蔑视他们。

我们的校长是个让人喜欢的人,有魅力,是个一流教师,头脑敏锐,有一颗诗人之心。他叫莱斯,伊撒哈尔·莱斯博士。他是加利西亚人,很快便成了年轻人的偶像。女孩子们暗恋他,这当中有我的姐姐哈娅和范妮娅,哈娅投身于公共活动中,天生是个领导人,范妮娅,你母亲,受到莱斯博士的神秘影响,被引导走向文学艺术之路。他非常英俊,有男子气概,有点像艺人鲁道夫·瓦伦蒂诺或雷蒙·诺瓦罗,满怀热情,自然让人产生共鸣,他几乎就没有发过脾气,一旦发火,事后毫不犹豫派人去请那个学生并道歉。

整座小城都为他着迷。我想母亲们夜里会梦见他,女儿们白天看见他就眩晕。男孩子们一点也不比女孩子示弱,尽量模仿他,像他那样讲话,像他那样咳嗽,像他那样话只说一半便打住到窗前站上几分钟,沉思。他肯定能够成功地引诱别人,可他却不,就我所知,他不是特别幸福,娶了一个根本配不上他的女人,成了个模范丈夫。他也能够当一个伟大的领袖,他拥有令人渴望追随、赴汤蹈火以博得他含笑的赏识和日后赞赏的品格。他想我们所想。他的幽默成了我们的风格。他相信以色列土地是犹太人唯一能够在那里治愈精神疾病,并向自己和世人证明他们拥有某些优点的地方。

我们也有其他很棒的老师,门纳哈伊姆·格勒尔特教我们《圣经》,仿佛亲临埃拉干河、亚拿突或加沙的非利士圣殿。门纳哈伊姆每周带我们到“圣地旅行”,一天在加利利,另一天在朱迪亚新建的村庄,又一天在杰里科平原,还有一天在特拉维夫的街道。他会带来照片,报纸上剪下来的纸片,以及一些诗歌和散文,《圣经》上的例子,地理、历史和考古学资料,直到你快乐地感到疲倦,仿佛你真正去了那里,不止是在脑海里,而是仿佛你真的走在阳光下、尘埃里,在橘子树、葡萄架、一簇簇仙人掌和山谷里拓荒者的帐篷之间。于是远在我真正抵达这片土地之前,就已经来过此地了。

注 阿舍·巴拉什(1889—1952),出生于加利西亚,1914年移居巴勒斯坦,著名希伯来文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