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亨利·古斯塔夫·莫莱森（1926-1953）（第2/4页）

接着，麦克莱恩又展示一个全面的调查结果，来佐证我们对海马体真正的机能是多么缺乏了解。接着，他以一种抱怨的口吻，以及对富尔顿范式的挑战来作为结尾：“动物实验对研究海马体结构的‘主体性’机能的贡献微乎其微。”他说道。“正如维也纳学派的观点，心理是一种信息，无关物质或者能量。动物们不能表达它们的感受。这是生理学家所遭遇的障碍。当他们意识到这盏阿拉丁神灯不属于自己后，他们的目光便会习惯性地转向神经外科医生们！”

这个舞台似乎专为我外祖父而打造。

外祖父从讲台上向下俯瞰着这一众外科医生和科学家。其中有许多他这个领域的巨匠：比尔·斯威特（Bill Sweet）、利奥·大卫杜夫（Leo Davidoff）、吉尔伯特·霍拉克斯（Gilbert Horrax）。而我外祖父那时已经47岁，他不再是曾经那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奋斗者。他现在是这里许多人的同僚，不仅仅是同僚，甚至可以说，外祖父是他们的老师。之前，耶鲁大学和康涅狄格州州立大学的神经外科治疗项目进行了合并，外祖父出任项目的联席董事，为他母校培养下一代研究者，教授后辈们那精妙而又残忍的技艺，教他们使用他发明的各种技术和工具，而宴会厅中的许多人都将这些方法和工具应用到了他们自己的实践中。在神经外科学界的眼中，他已经变成了一位伟人。

“过去四年，在哈特福德，”外祖父开口说道，“我们开始对人类边缘叶进行研究。”

麦克莱恩认为边缘叶十分神秘，并且认为仅仅通过动物研究来解决这些神秘问题非常困难，这种论调话音刚落，我外祖父随后的讲话就引起了轰动。听完之后，观众们开始期待，期待他能开口说出一种突破，或者某种意义上来说，带来一种启发。

倘若如此就好了，但外祖父打破了他们的希望。

在对他们的研究设置进行概述以后（即沟回切除术，仅仅切掉边缘叶区域的一部分；以及内侧颞叶切除术，几乎将它全部切掉），我外祖父非常保守地评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必须谦虚地进行报告，”他说道，“就我们对230个病人进行手术过程中所积累的一点点数据而言。”

他也有理由保持这种谦卑。他切了数以百计的人类大脑，却实在是没有拿到什么特别有用的信息。他翔实地复述了在实验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说“在沟回区域进行手术时，病人会普遍出现呕吐或意识丧失，而切除后，这些症状便会消失”。外祖父还提到，一位精神病患者出现了术后的记忆问题。不过，他并没有用这些碎片化的小细节，过多地去佐证那些更大的问题，比如边缘叶（或者说内侧颞叶或者海马体，随便怎么称呼都可以）的确切功能到底是什么。

外祖父的实验结果效果不佳，其原因之一在十几年前就已经非常明了，那个原因就在约翰·富尔顿和保罗·布西的一封信件中，布西在信里抱怨基于神经外科的研究寸步难行，因为事实上没有一项实验“是从一个正常的生物开始的”。这确实是我外祖父研究边缘叶的情况，他的研究对象都是遭受了“长期而严重的创伤”的疗养院病人。如果说对人类大脑工作机制的理解确实在动物实验中难以实现，那么通过损伤那些严重精神病患的异常大脑，来试图去理解正常大脑的工作机制，这也具有挑战性，甚至是愚蠢且徒劳的。

而用这些方法来治疗精神疾病，才是这些手术设置的最直接目的，外祖父的内侧颞叶切除术却也同样进展滞缓。他告诉观众们，这些手术在精神病的治疗上，只会产生“微乎其微”的疗效，实在是没有“明显的生理与行为上的改善”。

那天，那些听到我外祖父的边缘叶研究在治疗和科学领域的双双失败的观众，非常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研究已经被打入死胡同，应该趁早放弃了。而恰恰相反，外祖父告诉听众，虽然他的研究目前为止并未对大脑机制提供可观的有效信息，但他希望“继续进行边缘叶研究，我们可能会在盲目中摸索，却一步步离这些更深的机制更近”。讲话的最后，他暗示说自己已经开始考虑扩展其研究的方法，考虑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可以规避那些在和疗养院提供的研究对象工作时难以避免的科学误区。外祖父描述了那些精神病患者的癫痫如何复发，而他的手术如何缓解癫痫的症状。而现在他说，“我有一个有趣的疑问，切除这些已知的癫痫致病区域（比如对沟回进行双侧切除）是否会跟抗痉挛药物治疗一样减少发作的可能呢？”换言之，如果对心智完全正常的癫痫病患者，而不是患有精神病的人进行边缘叶切除，又会发生什么呢？

这是一个亟待着答案的开放性问题。

或者说，只是亟待着一位病人而已。

1953年3月，在我外祖父去佛罗里达好莱坞出席哈维·库欣学会会议的前一个月，他和莫莱森一家进行了又一次会诊。虽然这次会诊的细节并没有记录下来，但是，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的猜测。他会询问他们，对亨利的治疗是否有进展，而他们则会跟他汇报亨利病情的恶化。他们会清楚地说明，药物并没有疗效，或者说疗效甚微。由于亨利癫痫发作的频率很高，因此即使在会诊过程中，亨利也会发作一次，他会撇下嘴，把脑袋扭向一边，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手指漫无目的地乱抓自己的裤腿。倘若是如此，我外祖父会仔细观察他，等着亨利走过来。到了会诊结束时，我外祖父应该会对亨利病情的绝望做个总结。

不过接下来，他又会为他们带来希望。

药物没有用，其他方法又或许有用呢？他也许会向他们介绍怀尔德·潘菲尔德的手术，也就是之前在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进行的单侧切除手术。他或许会跟他们说起自己的双侧手术，也就是他在新英格兰的疗养院中所尝试的手术。他或许会给莫莱森一家稍微普及一下神经解剖学，他会俯下身子，轻轻敲打亨利头部一侧鬓角的位置。他会解释说，亨利疾病的根源或许就在内侧颞叶的某个部分，即他的手指指向向内几英寸的地方。或许他会告诉莫莱森一家，如果他们同意的话，他可以完全解除亨利的痛苦。

而莫莱森一家会仔细思考。他们一定会被吓到，毕竟没有哪种药物疗法会比脑外科手术更可怕。然而他们也一定会对外祖父充满信心，毕竟外祖父是位颇负声望的医生，是耶鲁大学的教授，是一个富有影响力的能人。不管莫莱森家做了多少算计，不论他们怎样权衡了利弊，在手术可能的风险和现实的绝望之间怎样纠结，这些都不得而知。他们可能花了一段时间彼此争执，询问外祖父。他们也可能很快就做出了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