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以遗忘症病人H.M.闻名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第4/6页）
在苏珊·科金对亨利的研究过程中，有一件最为显著的事情浮现了出来，这件事与陈述记忆和语义记忆有关。在科金研究之前，对亨利遗忘症的基本认识可以总结如下：他大脑的损伤使他无法获得新的陈述性或语义记忆，但他手术之前获得的陈述性或语义记忆基本是未受影响的。而现在的结果是，这种看法并不正确。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科金和她的同事得出结论，基本上亨利所有的陈述性记忆，甚至是手术之前建立的记忆，都不存在了，或者是完全无法提取了。亨利不仅仅是没有术后的陈述性记忆，他根本就没有陈述性记忆。他没法做我们能做的事，即用我们的心灵重新经历我们的生活故事，亨利剩下的能力，只是翻阅他脑子里那些没有关联的事实，而无法将它们串成真实的、活生生的叙事。正如科金所言，亨利的整个过去，甚至是手术之前的过去，都已经“语义化”了。
尽管在麻省理工这样的机构里，科学家们可以得到最好、最贵的神经科学设备，核磁共振成像仪（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正电子断层扫描仪（Position-Emission Tomography）、脑电图仪（Electro-en-cephalograph）等等都有，但科金和她的同事验证亨利缺乏获得陈述性记忆能力的方法还是科技含量太低。他们长时间地与亨利访谈，询问他的过去。亨利能够轻易回忆起自己的出生日期，即两个26，但是当他们让亨利描述特定的某次生日聚会，或者任何一次生日聚会时，亨利却做不到。他会想起关于自己、关于家庭、关于世界的一些事实，但他没法将这些事实串成一段叙事性的故事。亨利这种基本的缺陷，以及一些对此补偿性行为，都令人感到难过。
“你最喜欢的一段有关你母亲的记忆是什么？”科金在1992年的一次访谈中问到亨利。
“嗯，我……她是我母亲。”
“但是，你能回忆起某段特别的事件吗？比如说一次节日、圣诞节、生日、复活节？”
“关于圣诞，我在与自己争论。”
“那么圣诞节呢？”
“嗯，因为我爸爸是从南方来的，他们在那里不庆祝，不像这里——北方。他们没有树，或者任何什么东西。而且……呃……但是他来到了北方，即便他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而且我知道他出生的那座小镇的名字。”
另一位研究员曾问亨利，是否谈过恋爱。亨利告诉她，他谈过。
“好的，跟我说说吧。”
“嗯，就是一种感觉，有任何可能的方式。就是你陷进去了，而你还不知道。”
“当你第一次感觉到爱上某个人的时候，你能告诉我当时的情况吗？某件特定的事情？”
“不行。”
“不行？你想不到？你能想起童年时某件持续了几个小时的事情吗？你能想起任何类似的事情吗？”
“不，我做不到。”
亨利基本上完全缺乏陈述性记忆与此有关。我们是讲故事的生物，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将我们过往的事实串进当下的叙事中。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心灵基本上就像是外星心灵。遗忘是一方面，我们的记忆都是不完整的，但是亨利的缺陷则不是如此。以亨利的视角、以他的心灵来体验生活，这或许不可能，但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自己生活中的大多数陈述性记忆，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语义化，脱离原来的情境。比方说，我自己的陈述性记忆就有数不清的漏洞、缺失。
我不知道我第一次听说病人H.M.是什么时候，也许是从我母亲那里听说的。也许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母亲告诉我，我的父亲曾经做过一次实验性的手术，而那位病人成了一位重要的研究对象。又或许我是通过其他方式知道病人H.M.的。我很清楚，我上大学的时候，对H.M.的故事就有个模糊的印象。我曾经和一位心理学专业的姑娘约会过一段时间，我还记得，我试图给她留下个印象，即我的家庭与她教科书里最核心的人物之一之间的关系。然而，记忆的种子进入我心灵的具体时间，我已经忘记了，唯一剩下的只是一些不相关的事实，我从这些事实中了解到了病人H.M.的大概故事。我知道我已经了解，但是不知道怎么了解的。
我最开始追寻亨利的故事当时发生了什么，这一段记忆则丰富得多。
2004年3月，我前往芝加哥，参加《城市与地区杂志协会》（City and Regional Magazine Association）的全国性年会。我当时已经为《亚特兰大》（Atlanta）杂志撰文写作一年了，写了大量关于当地的嘻哈明星、新纳粹侦探、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作品。会议的最后一天，有一个大型宴会以及颁奖仪式，我也获得了一些奖项。宴会上的一位评委曾是《时尚先生》（Esquire）的编辑。一周之后，他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有想法写个故事。
这对我而言是个巨大的机会，是一次走出当地、走向全国性杂志的机会。我花了好几天来构思草稿。我第一个想到的故事关于一个名叫威廉·福曼（William Furman）的人，他既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又实际上是个无名氏。福曼曾经是一位死囚，他的案子后来被翻案了，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死刑的暂时废除。他是个杀人犯，矛盾的是，他曾经救了数百个本会死掉的人的性命。
《时尚先生》的编辑特里（Terry）否定了这个草稿。尽管他的拒绝很委婉，并且给了我些建议：“想想那些只有你能说出的故事，这些故事出于你的激情、你的特权、你的视角，甚至是你个人的经历。想想那些潜力非常丰富的故事，故事里有多个层次，能让读者产生共鸣。”
几天之后，一个新的故事想法出现了，这个故事似乎满足特里的要求。这个故事和我个人有交织，而这也会让其他人产生共鸣。这是一个我一直都非常感兴趣的人物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威廉·福曼非常像，既是个历史人物，但也是个无名氏。
而且重要的是，他这个人，我觉得我能得到特权去接触他。
毕竟，我母亲最久的朋友就是他的看护人。
我给特里发了一份关于病人H.M.的草稿，并将他描述为“也许是唯一一位完全活在此刻的人。这个此刻持续了55年。”这份草稿非常直接，其按照我当时的理解，呈现了亨利和我外祖父的故事的概要。
特里很快回了我七个字：“喜欢，就这么干吧。”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苏珊·科金，一封真正的信，一封白纸黑字邮寄出去的信。我告诉她，我想给《时尚先生》写一篇病人H.M.的作品，而且杂志社也表达了对此的兴趣。我还附上了一份我已经发给特里的草稿。第二天，我用追踪编号查询这封信，确定信已经寄了出去。然后，我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