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每一天都是独自一人（第2/6页）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她说道。

我改变了谈话的主题。我最近整晚都在修道院里，为《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做调查写文章。我告诉她，住在小隔间里，每天跟着早祷的僧侣们一起起来的新鲜感。

她点了点头。我不知道她是否完全听到或听懂了。之后她再次靠向我，开始说。

“曾经有位来自西伯利亚（Siberia）的僧侣，

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悲惨。

他吼叫着跳出了隔间，

和一位女修道院长私奔了。”

她说完了这首诗，便笑了起来，然后又坐回了椅子上面。

第二天，我在她于马萨诸塞州的列克星敦市（Lexington）的另一个家里见到了她。我们一起去吃了自助餐，吃了很多注水的鳕鱼。她往咖啡里倒了一点盐，还以为咖啡是汤。我当时还带了很多她的儿子，也就是我舅舅巴雷特写给她的信。巴雷特深爱着她，而且他们也很合得来。她把那包信放到她床边，来访的人们就会一遍一遍地念给她听。我们去吃自助餐之前，我随手拿了一把信件。我打开其中一封，放在桌子上，然后大声读了起来。

这是巴雷特在我外祖父于1984年去世后不久写给她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表达了他那巨大的悲伤。“如果一切顺其自然，”他写道，“那您也会先于我死去，到那时，我的心就真的碎了。”

但一切并没有顺其自然。巴雷特在写完这封信的三年后死于一次飞机失事。外祖母那位同叫巴雷特的弟弟，死的时候也很年轻。

我又给她读了很多信，在我离开之前，我提醒她昨晚背诵的那首关于修道院的诗，问她是否还知道一些其他的。

她停顿了很久。

“曾经有个大胡子男人，

他说我唯一害怕的……”

她的声音逐渐变小。

她已经不记得结尾了。

卡尔·普里布拉姆的视线回到了我身上。“所有人都很喜欢比尔，”他说道，“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

他停顿了。

“但是。”他说，然后又停顿了。

我靠得更近了，等着听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在普里布拉姆刚开始他的事业时，他经常与别人发生摩擦。比如，1948年，在决定是否要聘用他去耶鲁的实验室时，约翰·富尔顿就问了保罗·布西的意见，布西用一段精准的概况回应了富尔顿。富尔顿在记下普里布拉姆是“一位杰出的犹太奥地利细菌学家的儿子”之后，又描述了普里布拉姆在医学院时在布西手下实习的那段岁月，据布西所言，当时普里布拉姆“在各个方面都非常不成熟。他的行为很容易激怒很多人。他就像一个永远矮人一等的小孩子”。布西也记录说，普里布拉姆“并不愚蠢，而且在神经学和神经外科学方面造诣很深”，但是也强调说“大多数人都会被他个人的行为方式所激怒”，而且“只要出现任何困难，他就会朝你或者实验室的其他人发火”。

另一位将普里布拉姆收归门下的神经外科医生珀西瓦尔·贝利（Percival Bailey）也写了一封类似的信给富尔顿：

“我能告诉你很多关于卡尔·普里布拉姆的事情，”他写道，“正如你所说，他很渴望做研究工作。但是，同他一起工作的人几乎无法容忍他。不幸的是，他来自维也纳一个著名的内科医生家族，他觉得仅仅成为一个临床医生，有损家族的传统。他工作非常努力。他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功，我并不知道，因为他从来没有显露过一点创新的痕迹。我很后悔把他推荐给你。”

然而，最终卡尔·拉什利写了一封肯定的推荐信，信中称普里布拉姆是“与我共事过的三四个最为有保证的研究人员之一”，并且描述他“有着敏锐、聪慧的头脑、真诚的科学好奇心、强大的工作能力”。

富尔顿找到了一个机会，于是聘用了他。而他从没有后悔过，尽管他在普里布拉姆到耶鲁的任期前六个月，就写过一条指责性的评论。这条评论的标题为《对秘书的思考》（Thoughts on Secretaries），在文中，富尔顿告诉普里布拉姆，尽管他“很赞赏你的工作和激情”，但他也很“注意一个事实，即你和那些同你共事的人相处非常困难。我相信，你的这种困难并非有意的”。他列举了很多条规则，希望普里布拉姆能够遵守。“如果你需要部门里的女生帮你做什么事情，要表现得好像你在请求一种特殊的恩惠，”富尔顿写道，“不要因为只是想让她们忙碌起来，而要求她们工作。”富尔顿还向普里布拉姆强调道，“如果你冲着小组里的那些饲养动物的小伙子、秘书、其他人大声说话，那么你会失去在部门里的地位。”而且富尔顿还告诉他，第二天早晨会有一位新的秘书加入实验室。“我觉得是你，而不是她在接受考察。”他写道。尽管如此，富尔顿在结尾还是送了普利布拉姆一条温暖的告诫，“希望额叶切除术项目能够取得成功。”

结果就是，普利布拉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激怒实验室里的秘书或饲养动物的小伙子或其他什么人。富尔顿写了这封信几个月之后，普利布拉姆搬到了哈特福德，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成为生活研究所的研究主任。他在哈特福德认识的这些人都是神经外科医生同行，这些人和他不一样，他们都是些受人喜欢的人。

1972年6月，外祖父邀请《哈特福德新闻报》（Hartford Cou-rant）的记者来他的办公室，进行深入的采访，这段采访成了三个系列的头版新闻的基础。瓦尔特·弗里曼在当时的一个月之前去世了，随着弗里曼的去世，全国最有激情的额叶切除术倡导者，也是最多产的额叶切除手术医生就成了我外祖父。采访的目的是宣扬额叶切除术的声誉，洗刷其污名。在大多数神经外科医生不再进行额叶切除术之后很久一段时间，我的外祖父还在继续给病人做这样的手术，这些病人从精神病到神经症都有，来自的地方从疯人院到他的私人诊所也都有。甚至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再到70年代，他都一直继续，尽管手术的数量在显著地减少。

1970年，外祖父建立了精神医学手术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sychiatric Surgery）。学会由十几位志趣相同的额叶切除术医生组成，这个组织尝试着给这个广受污蔑的领域带来尊严。在一封名为《主席的信》（Letter from the President）的写给全体会员信中，谈到了将在伦敦举办学术会议，外祖父在信中强调了，重要的是寻找一些“科学家，而非手术医生来为我们发声，以便让全世界和我们自己相信，我们确实是一个专门由科学家组成的学会，而不是一帮只关注技术的手术医生”。外祖父一直为精神外科手术宣传，并没有什么经济动机，额叶切除术当时只是他所有手术工作中的一小部分，他的主要谋生工作和很多神经外科医生一样，都是对椎间盘的脊柱手术。而他的声誉也远不只来自于作为一名额叶切除术医生。他一直都是美国神经外科手术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ical Surgery）的主席，也是世界神经学会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Neurological Societies）的名誉主席。他是耶鲁大学的神经外科学教授，也是哈特福德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并且还有着其他的荣誉，包括在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也有着教职。在神经外科医生同行中，他的声誉无与伦比，而且也因他持续不断的对外交流而加强。我曾经聊过的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回忆起，在冷战的高峰期拜访一位苏联的杰出神经外科医生时，那位医生的书桌后面挂了三幅肖像：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威廉·比彻·斯科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