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身后之事（第2/8页）

这次解剖标志着一种全盛时期，一方面是关于H.M.那受人瞩目的一生，以及为了这一刻而做出的一年多的准备。那是由一位名叫苏珊·科金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所精心策划的，在莫莱森先生生命的最后50年，她都一直与他一起工作。

安内瑟非常喜欢这篇文章，但这一段让他有点摸不着头脑。说实话，这段话击中了他的内心深处，他并非一个迷失了自我的人。安内瑟清楚地意识到，科金的确在那天所发生的一切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科金的话，安内瑟绝不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亨利的大脑，并且开展工作。但若是说，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她“精心策划”了那场对亨利所进行的48小时现场直播解剖（而且，这次解剖无疑代表着安内瑟自己的事业巅峰），那就有失公允了。一年前，在波士顿洛根机场的捷蓝航空登机口前，在那些电视台摄像机面前，科金将亨利的大脑递给了安内瑟。而实际上，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参与过这些事情。在之后的一年里，安内瑟偶尔会收到她的电子邮件，不过他一直是依靠自己的设备来运营他的团队，并且申请立项资金来获取相关设备。事实上，安内瑟前所未有地努力工作，只为了确保切片工作能够顺利完成，为了给将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而苏珊·科金几乎没有出什么力气。

安内瑟向那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写了一封电邮。他运用娴熟的外交辞令，提出了对文章中那几行的疑问。他并不想轻视苏珊·科金在项目中扮演的角色，只是觉得这篇文章实在是太过夸张。“我是这样想的，”安内瑟写道，“苏珊撰写的是莫莱森的个人与科学传记，在大脑观测所，我们则是撰写解剖学的部分。2010年，我们会选一天来交换意见，去推翻记忆研究者的观点！”安内瑟不想有那种在科金背后做什么手脚的感觉，因此他点下发送键之前，还抄送给了科金一份。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在线版本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变化。

那一行文字重新变成了这样：“那次解剖标志着H.M.那受人瞩目的一生的最高峰，而他的一生是由一位叫做苏珊·科金的麻省理工学院记忆研究者所记录的，莫莱森先生生命的最后50年里，科金一直同他一起工作。”

这样一个微妙的变化，你可能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这两个版本，才能注意到，说科金“精心策划”了这次解剖的那个句子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时安内瑟对这个改动很满意，不过后来回想起来，他认为那个微小的调整就是两所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之后争夺监护权大战的其中一个导火索，他们争夺着一个著名的人类大脑。跟所有的监护权争夺事件一样，这一起也有着胜败双方之分，而其中的败方就是安内瑟的职业生涯，或者最起码说，他自己所认为的职业生涯。

如何来描述一段关系的消亡呢？

就苏珊·科金与雅各布·安内瑟来说，这很可能始于一个微小而无声的抱怨，这个抱怨慢慢地溃烂、扩散，最终成了更加糟糕的事情。

安内瑟在切片以后仍然和科金保持着联络，他会寄送给科金最新款的卡拉·苏（Cara Sue）包包，然后接收到她用黑莓手机回复的表情符号。至少表面上看，事情似乎跟从前没什么差别。到切片五个月之后的2010年4月，科金让安内瑟将亨利切片后的大脑拍成照片全部发给她。这些照片都是在切片过程中所拍摄的高分辨率照片，当时，切片机上安装了一个相机，相机记录下了每一片大脑切下来的过程。科金解释说，一位来自波士顿的马蒂诺成像中心（亨利曾在那里接受过核磁共振扫描），名叫简·奥古斯蒂娜（Jean Augustinack）的年轻博士后想要这些影像，因为她想要写一篇文章来分析亨利病变的解剖学意义。

安内瑟并不确定该怎么做。这个切片表面图像的数据库是他对亨利大脑进行工作的第一个产物，这代表着他数千个小时的辛勤劳动，更别说近75万美元的巨额投资。他的计划一直是将这个切片表面图像公之于众，让所有人都能使用，不过他打算先基于这些图像写一篇自己的论文。同新闻界一样，在科学界，最新资讯被挖走一样会使人极度恐慌。让安内瑟在发表论文的绝佳机会面前，拱手让出他自己的数据，这实在让他难以接受。

往来了几封邮件以后，安内瑟打电话给科金讨论这件事，试图重新规划一下接下来如何做。但是，他接收到的，却是科金态度极其恶劣的回应，科金表示，安内瑟在圣地亚哥所产出的一切数据都应属于麻省理工学院和麻省总医院，而非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因此，安内瑟必须将这些切片表面影像及时交出来，包括所有的神经病理学检验材料。而他却对科金的要求产生了迟疑，因为这种要求很可能会终结掉他的事业。科金也让安内瑟意识到，在科金看来，安内瑟并没有“神经解剖学的能力”。他自己没有能力对亨利的病变进行有效的分析，科金还提到，在一些关于安内瑟对亨利大脑进行工作的新闻报道中，他对科金的角色进行了刻意地淡化。

在此之前，安内瑟都觉得他的实验室和科金的团队应该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应该互相尊重地联结起来。而此时，他忽然清楚地感觉到自己错了，这种尊重并不是相互的。

电话联络过后，安内瑟向科金发了一封邮件，在信中，安内瑟强硬地捍卫自己的能力，并强调自己“有责任去定义我的实验室产出数据的最适宜用途，以及将其公之于众的时机……我们具备探析这些复杂数据的专业知识，我的计划是，一旦我的工作完成，就将分析的结果分享出来”。他还补充道，自己十分愿意与科金对一些成果性的论文进行合作，他希望彼此能够“一贯地在内容、解释以及作者名单的设定上达成共识”。至于记者们在媒体报道中对安内瑟的描绘，他对科金表示，他自始至终都非常赞赏她与H.M.的工作。包括她的前瞻性，若是她“介意任何我在观点、方法或者任何与项目有关的科学上，做了无功受禄的行为，都希望你开诚布公地告诉我”。他用一个恳切的和解的请求作为了结束语：“我希望这可以清楚地表达了我的科学和学术原则，以及你对我和我团队的一切期许。如果这种有潜力而卓有成效的合作因为一些误会而失去平衡，那是非常耻辱的。因此，我希望这一切都可以避免。而且显而易见的是，我和我实验室，对这个项目有着绝对第一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