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我想，咱们坐安乐椅应该会更舒服些。”

我帮助他从阳台远端把两张长长的柳条安乐椅拉过来。然后，我们抬起脚，斜躺了下来。从绑在椅子上的头垫上，我马上闻到了一股气味，就是我曾嗅到过的浴巾、手套上似有似无的老式香水味。我可以肯定，这气味不属于康奇斯或老玛丽亚。如果是他们的气味，我早该闻到了。一定还有个女人，她经常用这张椅子。

“要界定我的意思得花很长的时间，必须讲我一生的经历。”

“七个月来，我一直生活在只能讲最初级英语的人中间。”

“现在我的法语讲得比英语好。但没有关系。听得懂就行了。”

“‘只是沟通。’”

“谁说的？”

“一位英国小说家。”

“他不应该这样说。小说是最坏的沟通形式。”

我在黑暗中偷笑。静默。星星发出信号。他开始讲了。

“我曾经告诉过你，我的父亲是英国人。但他是做生意的，主要是从黎凡特地区进口烟草和葡萄干。他的竞争对手中有一个希腊人，那人住在伦敦。一八九二年，这个希腊人的家乡传来了不幸的消息。他的大哥和妻子在一次地震中死了，地震就发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另一面的群山里。三个孩子得以幸存。两个小的是男孩，被送到南美洲去投靠三叔。最大的孩子是个姑娘，十七岁，被带到伦敦帮助她的叔父料理家务。她的叔父就是我父亲的竞争对手，长期以来一直是个鳏夫。她有一种带有意大利血统的希腊女人特有的美。我父亲与她邂逅相识。他的年纪比她大得多，但人长得很好看，我想他可能还会讲点通俗希腊语。两家有共同的商业利益，结合起来有利可图。简而言之，他们结了婚……然后就有了我。

“我记得最清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母亲的歌声。无论她是快乐还是伤心，她总是唱着歌。她的古典歌曲唱得很好，还会弹钢琴，但我记得最牢的是希腊民歌，她总是在伤心的时候唱。我记得她告诉过我这样的情景（那是后来的事）：站在远处的山坡上，看着赭色尘埃缓缓地飘上蔚蓝色的天空。当有关她父母的消息传来时，她充满了对希腊的极大仇恨。她要离开希腊，永不再回来。像许多希腊人一样。她像许多希腊人一样，从不承认自己过的是背井离乡的生活。这就是出生在世界上最美丽最残酷的国家的代价。

“我母亲爱唱歌，从我记事的时候起，音乐就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小时候是个神童，九岁就举行了个人首场音乐会，大家都对我很好。但是在学校里我是个坏学生，其他各科都学不好。我并不笨，但我很懒。我只知道自己应该做一件事：弹好钢琴。所谓责任感，主要就是假装把鸡毛蒜皮的小事看成至关重要，而我却从来不擅长此道。

“我很幸运，有一个出类拔萃的音乐老师——查尔斯·维克托·布鲁纽。音乐老师常见的许多毛病他都有：为自己的教学法而自负，为自己的学生而自负。如果你没有天分，你会感到是在受嘲弄，很痛苦；如果你有天分，经过刻苦学习，你就可能成为天使。但是他在音乐理论方面很有造诣。这在当时意味着他有独到的见解。当时的大多数钢琴演奏者只想表现自己，因此他们便拼命发展表现自由节奏乐段的速度和技巧。现在已经没有人那样弹琴了，也没有人能那样弹了，甚至也没有人想那样弹了。罗森塔尔和戈多斯基一类的琴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布鲁纽远远走在他的时代前面，至今我只想听他演奏许多海顿和莫扎特的奏鸣曲。

“然而，他最大的成就——我说的是一九一四年以前——是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能把古钢琴和钢琴都弹得那么好。我第一次拜他为师，正是他在逐渐放弃钢琴的时期。古钢琴对指法技巧的要求与钢琴完全不同，要改变并不容易。他梦想能有一所古钢琴学校，尽早培养出纯粹的古钢琴演奏家。他常常说，不是要培养那种穿着化装舞会服装的钢琴师。

“我十五岁时，就患了今天我们所说的‘精神崩溃’。布鲁纽逼我逼得太凶了。我对游戏一点都不感兴趣。我是一个走读生，我被允许专攻音乐。在学校里我从未交过真正的朋友，这也是因为我被当成了犹太人。但是医生说，我身体恢复以后，应该少练一点琴，要经常到户外去。我做了个鬼脸。有一天，我父亲回家时带回来一本很贵的有关鸟类的书。我连最普通的鸟都分不清楚，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做。但是我父亲的猜测还真是富于灵感的。我躺在病床上，看着书中各种鸟类的生硬图片，想看到实物活鸟的愿望油然而生——开始我只能透过病房的窗户听鸟儿歌唱。我是通过声音认识鸟的。突然，连麻雀的叫声都似乎有些神秘了。在我们的伦敦花园里听过千百次的鸫鸟和黑鸟叫声，现在听起来就像以前从未听过一样。此后，鸟给我的一生带来了极不平凡的经历。

“你瞧我小时候的情况，又懒又孤寂，是的，非常孤寂。该用个什么词来形容？一个女孩子气的男孩。音乐方面有天分，其他什么都不行。我是个独子，被父母宠坏了。当我进入人生第十六个年头时，已经可以明显看出，我早年初露的才气发展前景并不乐观。这一点是布鲁纽先看出来的，后来我也意识到了。虽然我们达成默契，不告诉我的父母，但对我来说还是难于接受这一事实。到了十六岁才知道自己永远成不了天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但此时我已坠入情网。

“我第一次见到莉莉时她十四岁，我比她大一岁，那是我精神受到创伤后不久。我们住在圣约翰树林，不少发达的商人在那里建有富丽堂皇的白色小楼房，我们住的就是那样一幢房子。你知道那种房子吗？一条半圆形的私人车道，一个有圆柱的门廊。屋后是一个长形的花园，花园尽头有一个小果园，六七棵长得太高的苹果树和梨树。虽然凌乱，但长得郁郁葱葱。在一棵酸橙树下有我自己的‘房子’。六月里的一天——一个晴朗的日子，骄阳似火，万里无云，像希腊一样——我正在读一本肖邦的传记。这件事我记得一清二楚。你要知道，在我这个年纪，回忆第一个二十年的经历，要比回忆第二个或者第三个二十年清晰得多。我正在看书，而且毫无疑问地把自己当成了肖邦。我的身旁放着那本有关鸟类的新书。这事发生在一九一〇年。

“我们家的花园和邻居家的花园隔着一堵砖墙。突然间，我听到墙那边有声响。那房子是空的，我好生奇怪。后来……出现了一个脑袋。小心翼翼地。像一只小老鼠。那是一个小姑娘的脑袋。我半藏在凉亭里，她不容易看到我，我倒有时间仔细观察她。她的头部暴露在阳光下，一头淡黄色的秀发垂在脑后，看不太清。太阳偏南，阳光照射在她的头发上，呈现出一片模糊的光明。我看见她背阴的脸，她的黑眼睛，她那张好奇的半开着的小嘴。她神情严肃，怯生生的，但又装出胆大的样子。她看见我了。在那一片模糊的光明中，她吃惊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她似乎更挺直了，像一只鸟。我从凉亭的入口处站立起来，仍然在背阴处。我们没有说话，也没有笑。青春期不可言传的全部神秘在空气中颤抖。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讲不出话来……后来有一个声音在呼唤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