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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谁？”她想知道。“到哪里去？”希腊农民向我提了两个荷马式的古老问题。

我说我是英国人，是一家公司的，到那里拍一部电影。

“拍什么影片？”

我一挥手，说这无关紧要，不理睬她的愤怒询问。我终于来到一条无人居住的小小主街道，不到六英尺宽，两旁挤满了房子，大多数房子都关上百叶窗或者空置。但是有一家挂着一块招牌，我就走了进去。一个蓄胡子的老人，看样子是酒店主人，从一个阴暗角落里走出来。

我和他一起坐下来，喝葡萄酒，吃橄榄。凡是能打听到的事情我都打听了。首先，我算错了一天。审判不是在当天早上，而是在前一天。是星期一，不是星期日。他们又使用安眠药让我睡了二十四小时以上，我不知道还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他们从我的脑子最深处刺探到什么东西。莫奈姆瓦夏没有电影公司，没有大群的旅游者，从十天前开始连外国人也没有了……一个法国教授和他的妻子。法国教授是一副什么模样？是一个很胖的男人，他不会讲希腊话……不，他没有听说昨天或今天有人到那里去过。天啊，根本不会有人来看莫奈姆瓦夏。那里有没有大型地下蓄水罐，墙上还画了画？没有，根本没有那样的东西。那里纯粹是一片废墟。后来，我走出旧城门，从悬崖底下经过，看见两三个破烂不堪的小码头，在那儿让一条小船悄悄开进来，从船上下来三四个人和一副担架，是不成问题的。他们不必经过村里还住着人的少数几幢房屋，他们还可以在夜间来。

伯罗奔尼撒到处都有城堡：科罗恩堡、梅索恩堡、派洛斯堡、科里费森堡和帕萨瓦堡。它们都有巨大的地下蓄水罐。从莫奈姆瓦夏到那些城堡去，一天之内均可到达。

我顶着大风走过堤道，来到大陆小村庄，那是轮船停靠的地方。我在村里的一家酒馆凑合着吃了一顿饭，还在厨房里刮了一下脸——是的，我是一个旅游者——问了厨师兼服务员一些问题。他知道的并不比另一个人多。

小汽船遇上风浪，左右摇晃，前后颠簸，半夜才到。它像一个深海怪物，珍珠似的灯光似乎被一根根海绿色的带子串着，装饰着小汽船。我和另外两名乘客被小船送到了汽船上。我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坐了两三个小时，努力摆脱晕船和一个雅典蔬菜水果贩子的纠缠，他是到莫奈姆瓦夏收购西红柿的，老想跟我说话。他对价格抱怨不休，总是用希腊会话方式谈钱，不谈政治，谈到政治只是因为它与钱有关。后来晕船逐渐减轻，我对他也不那么讨厌了。他和他那一堆用报纸包起来的大包小包，都可以看出是什么东西，是从哪里来的，都属于我已经返回的真实世界，但是在今后几天里，不管遇到哪一个陌生人，我都会用疑惑的目光审视他。

船快到弗雷泽斯的时候，我走到甲板上。海上一片黑暗，海风习习，有黑鲸露出水面。虽然还看不见别墅，但是我已经辨认出布拉尼岬角的轮廓，当然没有灯光。我站在前甲板上，看见横七竖八躺着十来个人，那是贫苦农民坐的统舱，这就是另一些人生活的奥秘。我真不知道康奇斯的假面剧到底花了多少钱，五十个这样的农民一年辛苦忙到头，可能还挣不了那么多的钱。一个人则一辈子也挣不来。

德康。米勒。用锄头给萝卜松土除草[101]。

我身边坐着一家人，丈夫背朝我，头枕在一只袋子上，两个孩子夹在他和他妻子中间取暖。他们身上只盖一条薄薄的毛毯。妻子有一条白色围巾，以中世纪方式系在下巴上。约瑟和马利亚[102]。她有一只手放在面前一个孩子的肩膀上。我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摸，他们给我的钱还剩七八英镑。我环顾四周，把钞票卷成一小团，迅速弯下腰，偷偷把钱塞在女人头后毛毯的一个褶缝里，然后悄悄离开，仿佛自己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三点差一刻，我默默地爬上教师宿舍的楼梯。我的房间很整洁，井井有条。唯一的变化是那一大叠考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封信。

我挑出一封从意大利寄来的信，首先打开来看，因为我想不出有谁会从那里给我写信。

7月14日

萨克罗·斯佩科隐修院

苏比亚科附近

亲爱的于尔菲先生：

你的信已经转过来了。起初我决定不给你回信，但是经过考虑觉得，如果我写信通知你，我不准备参加讨论你希望我参加讨论的问题，可能更公平些。我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是最后的决定。

如果你不再以任何方式重新提出这一要求，我将表示十分赞赏。

你诚挚的

约翰·莱弗里尔

信写得干净容易辨认，无可挑剔，但是内容全拥挤在信纸中央。如果这不是一封最后的伪造信件，我可以肯定写信人性格古怪，爱整洁，可能处于某种隐居状态。当我还在牛津念本科的时候，常常见到这种感情枯竭的年轻天主教徒，他们说话故作高雅，整天叽叽喳喳地谈论诺克斯街和农场街。

下一封信是伦敦一个自称女校长的人写来的，写在地道的专用信笺上。

朱莉·福尔摩斯小姐

福尔摩斯小姐曾和我们共事一年，当时她教古典作品，也给低年级学生上点英语课和《圣经》课。她很有希望成为一名优秀教师，为人十分可靠，工作认真，很受学生欢迎。

我知道她当时很想从事戏剧生涯，但是听说她要回来教书，我还是很高兴的。

我还要补充一点：她在我们每年的戏剧演出中是个很成功的演员，是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头人物。

我热情推荐福尔摩斯小姐。

这封信写得很有趣。

现在我打开从伦敦寄来的另一封信，里面是我写给塔维斯托克保留剧目轮演剧团的信。有人用蓝铅笔在信笺底下潦草地写下了朱恩和朱莉·福尔摩斯的代理人的姓名，尽管做得不耐烦，但还是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办。

接着是一封澳大利亚的来信，里面有一张黑边印刷卡片，当中一行空白处供寄信人填写姓名。名字写得很差劲，像孩子写的。

愿她安息吧

玛丽·凯利太太

感谢你为她不久前不幸去世

发来吊唁信

最后一封是安·泰勒寄来的，里面是一张明信片和一些照片。

我们发现了这些东西。我们想，你可能会想要一份复制品。我已经把底片寄给凯利太太了。我理解你信中所说的话，我们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责任。我认为，艾莉森一定不喜欢我们太伤心，因为现在伤心也无济于事了。我迄今仍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不得不为她收拾全部东西，你可以想象那是一番什么情景。当时似乎没有必要那样做，我睹物伤情，不禁又哭起来。好了，我想我们都不要再为此事伤心了。下星期我要回家，我会设法尽快去看望凯利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