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2/4页）

“噢，噢，噢，”我想起那个司机倒抽着气的回应，然后他啧啧地说，“上帝帮助我们。”

“而且，他长得一点儿也不像阿拉伯人！”那个依然处在震惊中的女人补充说。

司机又啧啧了一声：“那些才是你应该格外留心的。”

她给他讲那个男人是怎样说服那个女孩的，一开始给她花了好多钱，买的礼物堆成山。她可怜的小姑哀求那个女孩不要跟他走，哭得撕心裂肺，但是于事无补。那个女孩和他约会了几个月，是怀着孕结婚的。“现在，她在纳布卢斯过得一团糟，你都无法想象……”

“老天啊……”

“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又怀了孕。”

“上帝诅咒他们所有人。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件大事，一种骄傲。”

“她都不剩什么牙了，他打她打得非常狠。”

“那些禽兽！对他们来说，抓住了个犹太女人可是件大事。”

有人在隔间里大声地冲水。当门终于打开时，一个长腿的金发女郎走了出来。她咕哝了句什么，向后指了下门。“小心！”她大声说，指了指马桶下的一个水坑，“那儿很滑。”

我踮着脚走了进去。在坐便器上蹲下，无比解脱地释放出大量尿液。那个女孩的声音还在我耳朵里回响，混合着水箱注水和墙上管子持续的哼哼声：“小心那儿很滑，小心滑……”

我突然好奇这是不是一个征兆：那个年轻的女人，交通灯在最关键的时刻变了颜色，钥匙。是的，那些丢了的钥匙——那是我不该去布鲁克林的征兆。把那些钥匙弄出他的口袋是个天赐的干扰，上帝之手把我从可能发生的事上保护起来，他伸出手给这个还没开始的故事画上了句点。我心里再次升起一种不好的感觉，它在推和拉之间交替闪烁、在吸引力和恐惧感之间闪烁。当水箱终于注满时，这个空间里只剩排气孔单调的呻吟声。什么都还没发生，明白吗？你还能改变主意，你现在可以离开，然后回家。我站起来，整理好衣服，再次大力地冲水。

我走出去洗手，决定帮他找到钥匙之后就回家。在我们回到水族馆咖啡店时，我会温和地道别。我们也许会交换电话号码，在脸颊上轻吻，然后我会直接回家。但即使我一边用纸巾擦手，一边如此告诫自己，我也知道它们不会发生。我知道它们只是些我用来安慰自己的空洞的话。又一次，仿佛是不由自主地，我看见他的目光锁定我的嘴唇，落在他卷曲的发梢上的红灯的光像团团火焰。我看到他发自内心的微笑和我们之间让人战栗的气场。

水族馆咖啡店已经换过班了，一个新的侍者接待了猛冲进来的我们。她看着我们向窗前的桌子进军，弯下膝盖去搜索椅子底下的区域。据她所知，没人找到过任何钥匙。厨房的工作人员和经理也证实了这一说法，经理还打电话给之前那班的服务生询问情况。

“你打算怎么做？”我在店外问哈米。

他依然在人行道上认认真真地搜索着，用阿拉伯语嘶嘶地说着什么。他再次仔细地掏着自己的大衣口袋。

“你愿意去我那儿吗？”我指向第九街，“去打个电话？”

我怎么能在此时抛下他呢？我该怎么告诉他我要回家了，他只能靠自己？我没缘由地感到了一种责任，我们像是被那一丝的负罪感绑在了一起，一种共同的命运。

他走向前，一直在仔细地搜索道路的边侧。“我首先需要一支烟。”他说。

早些时候，在我们走回百老汇的时候，我说如果最坏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们可以找一名锁匠。我告诉他在7月的时候，我刚搬进公寓不久，门“砰”的一声把我关在了外面。那个锁匠40分钟就赶到了，很轻易地弄开了我的门锁，又装了一个新的。

我赶上他，指指一个从树干后露出来的付费电话。“我们打个电话，现在请他过来。”我说着，伸手去掏包里的电话簿，“这样的话，在我们赶回你公寓的时候，他就会在那儿了。”我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话，但已经不确定会陪他去布鲁克林了，我怀疑这个夜晚再继续下去的话是否有任何意义。当我在包里翻找时，正对上他因为听到金属的叮当声而睁大和亮起火花的双眼，直到他意识到那是我的钥匙在响。我再次被一种负罪感模糊的回响和那不可避免的象征意义所困住：他钥匙的丢失和我钥匙叮当声的出现，正是我们在以色列悲惨境况的一种简单化的象征。我甚至漫无边际地从钥匙想到了巴勒斯坦人的老房子。他们把老房子从祖父母辈一直保存下来，同样被留存的是重返被遗弃的家园、土地和水源的梦想。

在我们走近街角的香烟摊时，我看着哈米，好奇这些事会不会也在他的心里盘旋。他在一棵树旁边停下，转身背对着我，我在想他会不会告诉我他也同样意识到了这种讽刺。不管怎样，那些我迅速瞥向他的眼神（他突然大声地清了清喉咙并吐了口痰）已经足够让我确信他此时正在被比回家的权利更为迫切的问题所烦扰。

一个胖乎乎的年轻印度人经营着这个香烟摊。“好彩香烟，”哈米说，掏出一张50美元的钞票，“再给我一个打火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并不是很贵，”我说，并翻着我的电话簿，“大概是50块钱。”

哈米扯掉玻璃纸外包装：“谁？”

印度人把找钱递给他：“给您，先生。”

“那个锁匠。”我拒绝了他递来的烟，“是一个很好的爱尔兰人。”

“怎么了？”印度人问，带着明显的口音，“你被锁在外面啦？”他看上去好奇和热情得过分，“你需要一个锁匠？”

哈米护住打火机的火焰以防被风吹熄，点燃了一支烟：“大概是这么一回事。”他在转向印度人之前向四周望了一下，“也许有人找到了几把钥匙，并且把它们送到了这里？”

印度人拿出一张名片，但哈米还在坚持：“是一小串，两把钥匙，拴着一个类似高音符号形状的红色钥匙链。”他用手在空中旋转出那个形状，“你见过它们吗？”

那个香烟摊主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嘴角咧到了耳朵根：“如果有人捡到了你的钥匙的话，那应该是杰克逊，”他自信地回答，“杰克逊老在这一片晃悠，从街上捡东西。”他直直地看着哈米犹豫不决的脸，“去联合广场，说你在找威尔彻·杰克逊。”

“威尔彻？”

“噢，拜托，”我怀疑着抗议道，“你不会真的——”

“但它就在那儿。”

我在第十四街上的某处放慢了脚步，并请求他停下。我的脚正疼痛不已，寒风让我的眼睛里全是泪。这整个的长途跋涉，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来来回回，像是个不会结束的迷宫。他坚持的计划是由一个天真的信念所决定的，他相信他可以在人群中找到一个可怜的、无家可归的人。我像他的人质一样疲惫不堪地跟着他穿过街道，被刺骨的寒风掠过，无法挣脱。我应该在我们搜索过咖啡馆之后就离开的。我应该把自己从他身边拽开，让他自己继续这漫无目的的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