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中心（第2/5页）

写作和阅读小说都需要我们将所有来自生活、来自我们想像的材料—我们个人世界的主题、故事、主人公和细节—融入这种光，融入这个中心。中心位置的模糊绝不是一件坏事；相反，这是我们读者需要的一种属性，因为如果中心过于明显，光线过于强烈，小说的意义将直接被揭示出来，阅读行为就成了单调的重复。阅读类型小说—科幻小说、犯罪小说、时代幻想、传奇小说—我们从没有问过自己博尔赫斯在阅读《白鲸》时曾经提出的问题：什么是真实的主题？哪里是中心？这些小说的中心就在我们从前阅读同类小说时曾经发现它的地方。不同的只是冒险过程、周围景色、主要人物和谋杀犯。在类型小说里，叙述必须以结构化方式暗示的内在主题在不同作品之间都保持一致。除了少数创造性作家的作品，如史坦尼斯劳·莱姆（Stanislaw Lem）和菲利普·K. 迪克（Philip K. Dick）的科幻小说，派翠西亚·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的惊悚小说和谋杀迷案，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间谍小说，类型小说不会激发我们任何寻找中心的冲动。正因为如此，这些小说的作者每隔几页就会添加一个新的悬疑和计谋。在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由于不断追问有关生活意义的根本问题而弄得筋疲力尽，看类型小说会让我们感到舒适和安全。

实际上，我们阅读这些小说是为了享受居家的宁静与安全，因为家中每一件熟悉的东西都在其惯常的位置。我们选择文学小说、小说杰作，在其中寻求或许会给生活赋予意义的教导和智慧，因为我们在世界里缺乏居家的感觉。为了获得居家感，如席勒所做的，我们需要在心理状态和文学形式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现代人需要并阅读小说，为了在世界中体验居家感，因为他和所在宇宙的关系已经遭到破坏—在这个意义上，他已经实现了从天真性到感伤性的转变。由于心理的原因，我在年轻时感到一种强烈的需要，要阅读小说以及形而上学、哲学和宗教的著作。我绝不会忘记我在二十几岁看过的小说，那时候我狂热地探寻小说的中心，仿佛事关生死。不仅因为我在追寻生活的意义，而且因为我在创造并精炼我的世界观、我的道德敏感性，我在应用各种洞见，而这些洞见由我搜罗自诸如托尔斯泰、司汤达、普鲁斯特、托马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伍尔芙等大师的小说。

有些小说家在开始写小说时并没有详细规划，他们知道小说中心是在创作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在发现并完善中心的过程中，他们决定何者多余，何者不足；哪部分太短，哪部分太长；哪个人物还显得肤浅，哪个人物则可有可无。他们修改时还会精心弥补细节。有时候，他们写了数千页，却无法确定中心。在决定小说的总体形态之前，他们也许会死去，把这一任务留给那些热切的编辑和学者。

别的小说家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小说的中心，并且毫不妥协地坚持写下去。比起不加周密规划或不考虑中心的写法，这种方法要困难得多，特别是开头几节的写作中。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和重写部分内容。但是在这种努力之中真正令人好奇的是，小说中心即小说的主要观念在他创作此书的整整四年中竟然保持不变。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托尔斯泰附加了一篇论文，讨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从该文的篇幅和真挚观点来看，我们立即明白了，他希望我们相信这就是小说的精神、主题、目标和中心。但是，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战争与和平》的中心和主要观念并不是托尔斯泰在书末论文中探讨的话题—历史的意义以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而是人物对日常生活细节给予的密切关注与同情，是那种将小说里各种各样的生活故事结合起来的、纵览一切的清晰凝视。当我们看完这本书，留在我们意识里的不是历史及其意义，而是我们念及人生的脆弱、世界的广阔无限以及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一句接一句体验到中心拂照下的快乐。因此，也许可以这样总结：小说中心依赖于我们从文本中获得的快乐，同时也依赖于作者的意图。

描述这个中心—它随作者的意图、文本的含义、读者的趣味、小说阅读的时间和地点而有所变化—看起来似乎与确定世界的中心或生活的意义一样是不可能完成的。但这正是我现在试图做到的。

为文学小说确定中心的挑战使我们知道文学小说的意义难以清晰表达，也不可被缩减为任何别的东西— 就像生活的意义一样。现代世俗化的个人尽管也深刻认识到努力的无益，但在试图定位所阅读小说的中心时，还是禁不住去反思生活的意义—因为追寻这个中心就是追寻他自己生活的中心以及世界的中心。如果我们阅读的小说，其中心并不明显，我们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要反思这一中心并决定它与我们自己的存在观的距离。

有时候，小说中心位于壮阔的全景之中，在那些美丽而又明晰的叙述细节里，如《战争与和平》。在其他时候，小说中心与小说的技巧和形式紧密相关，如《尤利西斯》。在《尤利西斯》中，中心无关情节、话题甚或主题；它存在于诗意地揭示人类意识运作的快乐中，并且在此过程中，我们以前被忽视的生活层面得到描述和阐明。但是一旦具备乔伊斯那样才干的作家通过特殊的技巧及其效果带来了小说本质的改变，同样的发明将绝不会对读者发挥同样的力量。在许多模仿者之中，福克纳从乔伊斯那里学到了很多，然而他最精彩的小说《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最有力的方面不再是展示人物的思考和他们的内在意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看到，人物的内心独白被密切编织在一起，赋予我们一个世界和生活的清新图景。福克纳从康拉德那里学习了如何游戏叙述声音，如何通过在时间里前后移动而讲述一个故事。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小说《海浪》使用了相同的印象主义并置技巧。与之相对，《达洛卫夫人》则揭示了我们普通的小想法—以及更具戏剧性的我们的情感、追悔和自豪，还有那些围绕在我们身边的物品—如何在每一个川流不已的时刻相互交织和叠加。但是，第一位狂热追寻从单一人物的有限视角创作一部小说理念的作家是亨利·詹姆斯。他在致亨弗里·沃德夫人（Mrs. Humphry Ward）的一封信（1899年7月25日）中说，讲述一个故事有“五百万种方式”，每一种方式都可能是合理的，只要它能为作品提供一个“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