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学与历史（第3/4页）

这里关于论述、再现与现实的讲法，会让人联想到尚·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 1983）的拟像（simulation）与过度真实（hyper-reality）的提法：到了拟像的年代，已经没有再现与被再现的对象之间是否符应的问题，因为拟像取代了现实，拟像之外没有现实，只有比真实还真的「过度真实」。但是多重论述和多重现实交缠的提法，却不取消现实的存在，而是指出现实及其论述的不可割离，以及论述与现实的多源多样。而且虽然现实的各个层次区别，是（透过论述）建构出来的，但是这些建构并非纯属心灵产物，而有其物质性的经验和实践为基础，也就是说，论述有其物质性（亦即，透过多重多样论述的区划分类与再现中介而得以被感知、理解和「触摸」的多重多样的现实，正是这些论述所以会存在的基础。以论述本身为论述对象的论述，只是说明了论述与现实、再现与被再现者之间的模糊界线。这种界线在哪里，其实也是论述斗争的目标之一。）

2、都市经验与记忆：复杂多样与世界缩影

《看不见的城市》以城市做为铺陈作者对人类状况的观察与意见的场景，这并非偶然，因为城市正是人类世界之缩影，是「复杂多样」的体现之处。

贺龙·巴赫德在《艾菲尔铁塔》（1979）一文中，写道：「铁塔最终同一切重要的人类场所具有的基本功能——自给自足——重新连结起来；铁塔可以独立自存：你可以在那儿梦想、吃喝、观赏、理解、惊叹、购物；正像在一艘邮轮（这是令孩童梦想的另一个神奇对象）上一样，可以感觉自己与世隔绝，但仍然是世界的主人。」（p.17）。城市其实正是最为整全的铁塔和邮轮，它包容了惊奇和差异，是奇想的实现之地，是一个自足的世界。此外，巴赫德也提到：「城市是我们和他人相遇的地方……城市中心被认为是社会活动交换的地方，而且……这是一种情欲的活动。城市中心总是被认为是颠覆性力量、决裂的力量，以及游戏的力量作用与会遇的空间。」（1986:96）。城市中心正是城市的复杂多样最为明显而诱人的所在。

人类为了求生存，总是要对周遭环境的利害之处有所了解，因此，对于身处环境之全貌的探知，一直是人类潜在的欲望。一方面城市以其复杂多样，激发了更强烈的探求全貌的欲求，另一方面，城市也正以其无所不包，而成为构想整个人类世界的模型，成为全貌之缩影。在艾菲尔铁塔上远眺的快感，正是对于复杂多样的城市织理，有了全盘掌握的快感，有了掌握城市所体现的世界的快感，是一种知悉和掳获全局的满足感。

都市的经验与记忆，在每个时代一向是以其多样性为根源。但是在工业化进行之际，都市的急遽扩张，为这种复杂多样带来了新的尺度，新的强度和节奏。快速繁复的变化，使得感官所接受到的景象和讯息，成为片断化、流转不居的拼贴。此时，全局全貌就显得更难猜想掌握了。

所以，都市经验一方面是身陷一种结构性的总体的感受，一方面又是支离破碎，难以分类的纷杂，《看不见的城市》在其故事里，同时展现了这两个层面（例如城市与天空系列隐含结构性的整体，城市与符号系列则指涉城市之纷杂多面）。

3、城市史的建构与解构文学、历史与政治

回到本文前言所提的问题，一本「文学」著作对都市史的研究有何意义？文学与历史研究有何关系？都市史研究的价值与效用何在？这些问题牵涉的乃是文学、历史（或一般人文社会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连。

卡尔维诺在《哲学与文学》（1986:39-40）一文中提到：

哲学和文学是互斗的对手。哲学家的眼睛穿透世界的幽昧昏暗，剔除它的血肉，将纷杂多样的存在事物，简化为一般性观念之间蛛网一般的关系，并且制定了法则，棋盘上一定数目的卒子，便根据这个法则移动，而穷尽可能是无穷的组合方式。作家走过来，用国王和王后、骑士和城堡代替了抽象的棋子，它们各有称号、特殊形状，以及一系列皇家的、似马的，或教士的属性；作家不要棋盘，他们铺展了一大片尘土漫散的战场，或是狂风暴雨的大海。所以，游戏规则至此已经被颠转了，揭显了一个和哲学家截然不同的事物之秩序。或者，这时候发现这些新游戏规则的人又是哲学家，他们匆匆跑回来，证明作家的所作所为，可以被简化为哲学家自己的各种操作之一的项目，而个别的城堡和主教，只不过是一般性的观念披上了外衣。因此，争辩持续进行，两方都相信在征服真理（至少是一个真理）的路途上，又向前迈了一步，但同时也十分清楚他们用以建构的材料，跟对方一样，都是字词。但是字词有如水晶，具有许多不同性质的切面和旋转轴，随着这些字词水晶摆放的位置，以及这些偏光的表面如何切割和层叠错落，光线就有了不同的折射。哲学和文学之间的冲突，不需要解决。相反地，我们只有认为这种冲突是恒久的且时时更新，它才能保证字调的硬化症不会像一层冰一样封住我们。在这个争战中，两位竞逐者不能将目光从对方的身上移开，但是也不能逼近而置身同一个角落。

哲学（乃至于一般社会人文科学）与文学都是从事论述的编纂，只是它们自认是在不同的层面掌握真实，并且因此在不同的战线从事论述的战斗。战场上，真与假的问题就没有标准答案了（真假已经成为操弄的标的），重要的是能够获得胜利（当然，战斗有其目标，而非盲目争斗）。因此，文学和「学术研究」两者，至少在扣连上政治（权力关系的拉扯）时，哪一个最接近真理的问题可以先搁下，而要考量彼此如何在论述战斗上相互支援。据此，都市史（不论是文学中的都市还是历史研究中的都市）的效用与价值，除了「鉴往知来」之外，主要就是扣连在政治行动上了（若从知识、权力与论述的纠结来看，写作初始就脱离不了政治）。

卡尔维诺在《文学的政治正用与误用》（1976）一文中，提到文学的政治用途的两种误用：（1）文学的作用在于说出已经由政治所拥有的真理，（2）文学是永恒的人类情感之所归，是政治经常会忽视的人类语言之真理所在。以及三种正确用法：（1）替没有声音的说话，赋予没有名字的一个名字，特别是那些被政治语言所排除或试图排除的，（2）安置一种语言、视野、想像、心灵努力、事实之关联的模式，创造一个对于一切行动计划——尤其是政治行动——都很重要的既属美学又是伦理学的价值模型，（3）认识到文学是一种建构，其中所包含的讯息，作者本身也不全知道，文学除了作者的部份之外，总是有一个集体与匿名的部份，因而推知政治也必须如此自我认识与自我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