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roduction 序言

安·兰德为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起的暂定名是《自我》（Ego）。“我之所以用这个词，要的就是它确切的、字面上的意思。”她在给一位记者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意思并不是‘自己’的象征，而是实际上特指‘人的自己’。”[1]

安·兰德认为，“人的自己”，就是他的头脑或他在概念方面的机能，即理性的机能。人所有精神上独特的属性，均源自于这一机能。譬如，是理性（即人的价值判断）导致了人情感的产生。同样也是理性控制着人的意愿，即做出选择的能力。

然而，理性是个人的所有物。并不存在诸如集体大脑这种东西。

“自我”这个词将上述几点综合成了一个单一的概念：它将头脑（及其属性）定义为个人的一种财产。从而，“自我”便构成了一个人的基本身份。正如一本字典中所述：自我即“任何人的‘我’或自己；（它是）一个思考、感觉、希望的人，并将它自己与其他人的自己，与它思想中的对象区分开来”。[2]

安·兰德之所以颂扬人的自我，其原因显而易见。通过这一行为，她（含蓄地）维护了她的哲学的核心原则，同时也是她作品中的主人公们的核心原则：理性、价值、意愿、个人主义。相比之下，她作品中的反派角色则不思考，不判断，不希望；他们都是二手货(1)，情愿被他人所控制。他们已然宣布放弃了他们的头脑，从字面意思上来说，他们已经没有了自己。

这部关于“人的自我”的中篇小说于1938年在英国首次出版。它与1943年出版的《源泉》（The Fountainhead）有什么关系呢？安·兰德在1946年写道，《颂歌(2)》（Anthem）就像“艺术家们为了将来的大幅油画而作的草图。在写《颂歌》的同时，我也在为了《源泉》而工作。二者有着同样的主题、精神与意图，不过是以完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3]

当时有一位记者曾警告兰德女士，对一部分人来说，“自我”这个词“冲击力太强了，甚至是不道德的”。她答复道：“哎，当然会有这样的人。你以为这本书是针对谁写的？”[4]

尽管对于文本而言，“自我”这个词始终至关重要，但出版时，书名却改成了《颂歌》。这并不是说安·兰德试图使这本书变得温和起来，而是她对每一部作品都会采取同样的步骤。她的暂定名总是直言不讳并且毫无感情，为了自己明白起见，直接点出作品的核心问题；这样的书名容易过早并过多地向读者泄露内容，也过于枯燥无味。她最终确定的那些书名仍然与核心问题有关，但却采取了间接的、唤起的方式；它们让读者自己去发现作品的意义，从而吸引甚至触动他们。［关于这一点还有另外一个例子，《罢工》（The Strike）这个暂定名在适当的时候变成了《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

按照兰德女士的想法，现在这部小说，从一开始就是一曲献给“人的自我”的赞歌。因此，修改作品的标题并不困难：从“自我”变成“赞歌”再变成“颂歌”，让读者自己去发现这曲赞歌所颂扬的对象。“最后两章，”兰德女士在一封信中写道，“是真正的颂歌。”[5]其余的部分都是铺垫。在我看来，选择“颂歌”（而不是“赞歌”，或者比如说“颂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颂歌”是一个有宗教色彩的词语，它的第二个定义是“一段神圣的声乐作品，歌词通常摘选于宗教经文”。[6]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安·兰德想让自己的作品具有宗教性。事实恰恰与之相反。

在《源泉》一书的二十五周年纪念版序言中，安·兰德解释了这一点。她写道，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抗议宗教在伦理学这一领域的垄断：

就像宗教率先僭越了伦理学的领域，使道德与人类相对抗一样，它同样也篡夺和盗用了我们语言中的道德概念，将它们置于世俗之外，使人类无法企及。“升华”通常被用来表示由于对超自然的沉思而唤起的那种情感状态。“崇拜”一词意指在情感上体验对某种超乎人类的事物的忠诚和献身。“崇敬”是指一种神圣的敬意，它通过膜拜去体验。“神圣”的意思是超越于任何与人类、与地球有关的东西，并且不能被它们所触及。凡此种种。

但是，这样的概念确实指的是实际的情感，尽管并不存在超自然的范畴；而体验这些情感会令人振奋，使人感到高贵，并不会让人感到宗教定义所要求的那种妄自菲薄。那么，在现实中，它们的来源和所指是什么？那便是人类致力于一种道德理想的一整个情感王国。……

必须将人类情感的这一最高等级从幽暗的神秘论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让它重新指向恰当的对象——人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正是本着这样的意图，我把《源泉》一书里戏剧化的人生观念确定为“对人的崇拜”。[7](3)

出于同样的理由，安·兰德为这本书目前的标题选择了“颂歌”这一美学道德概念。通过这一行为，她对神秘论发起了战争，而没有对其投降。她要求对人及他的自我表达“神圣的”敬意，而这敬意实际上不应来自于上天，而应来自于地球上的生命。一曲“献给自我的颂歌”是对敬神者的亵渎，因为它暗示着对人，以及最重要的，对他心底那个根本的、固有的、自私的东西的崇敬，而非对神的崇敬。正是这个东西使他能够应对现实并且幸存于世。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自我主义者，也有过很多崇拜者。自我主义者通常都是愤世嫉俗的“现实主义者”（就像霍布斯(4)），并且他们鄙视道德；而崇拜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则超然世外。他们之间的冲突便是事实与价值二分法(5)的一个实例，许多个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西方哲学。这一冲突令事实似乎毫无意义，也令价值失去了基础。安·兰德的“献给自我的颂歌”这个概念否定了这一恶毒的二分法。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将事实与价值融为一体——在《颂歌》这个例子中，则是将人的真正本性与对其崇高而世俗的赞美融为了一体。

《颂歌》的体裁是由它的主题所决定的。作为一首颂歌，或者说赞美诗，这部小说无论在形式上还是风格上都不是典型的安·兰德作品（尽管它的内容非常典型）。正如兰德女士曾经说过的那样，《颂歌》有故事，但是没有情节，比如，没有通过事件的逐步进展来不可阻挡地引出行动的高潮和问题的最终解决。《颂歌》一书中最为接近高潮的事件是男主人公对“我”这个词的发现。但这一情节并非一个关乎存亡的行动，而是内心的活动，是一个认知的过程——此外，它还有些偶然（并非全部由此前的故事情节所推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