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roduction 序言（第2/3页）

同样，《颂歌》也没有使用安·兰德的典型艺术手法，即她口中的“浪漫现实主义”。与她的其他小说相比，这部作品没有现实的、当代的故事背景，也相对很少尝试再现感觉上的、对话上的，或者心理上的细节；故事设定在一个遥远而又原始的未来社会，用词非常简单，很像《圣经》的写法，这样的行文比较适合这样的一个时代与世界。安·兰德曾对塞西尔·B·德米勒(6)描述说，这本书是一个“戏剧化的幻想故事”。[9]在回答罗斯·怀尔德·莱茵(7)的一个问题时，她正式将这本书归类为一首“诗”。[10]

对于这本书在其他媒体上的改编版本，她持有同样的观点。1946年，她写信给华特·迪士尼(8)，信中提到，如果这本书有可能被搬上大屏幕，“我希望它能以非写实的动画形式呈现，而不是由真人来演”。[11]后来，我记得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鲁道夫·纽瑞耶夫(9)向她发来请求，想根据《颂歌》创作一出芭蕾舞剧。通常安·兰德都会拒绝这类请求。不过由于《颂歌》一书的特殊性质（同时也由于对纽瑞耶夫的舞蹈的赞赏），她满腔热情地支持纽瑞耶夫的想法。（遗憾的是，无论是电影还是芭蕾舞剧，最终都没有实现。）

关键在于，虽然动画片或者芭蕾舞剧的确可以呈现一个幻想故事，但却无法呈现苏俄或洛克的斗争(10)或思想者的罢工(11)。

《颂歌》起初的构思是一部剧作。那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或者也许更早一点）。当时，安·兰德还是生活在苏俄的一个少年。大约四十年之后，她与一个采访者讨论了这部作品的形成过程：

它本来会是一部关于未来一个集体主义社会的剧作。在那个社会里，人们丢失了“我”这个词。他们彼此称呼为“我们”，这个设想构成了故事的主体。剧里有很多人物。我想，它应该分成四幕。我所记得的关于这部剧作的一个情节是，里面的人物都难以忍受社会。有时，某个人会在某次集体会议中间尖叫并发疯。关于这个情节，留下的唯一痕迹是那个在夜里尖叫的人。[12]

这部剧作并非专门反对苏联的：

我并不是在对我的背景进行报复。因为若是这样，我应该将故事背景设置在苏联或者影射苏联。我想把那样的世界彻底抹除，我的意思是，我不会想要在我的故事里写到苏联或者与它有任何关系。当时我对苏联的感觉，仅仅是从我的童年时期，从十月革命以前延续下来的一种被激化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国家太神秘、太堕落、太腐化了。我觉得人必须离开这里，找到文明的世界。[13]

1926年，二十一岁的安·兰德离开苏联来到美国。但是，直到读了《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上一个发生在未来的故事，她才有了写《颂歌》的想法：

它没有什么特别的主题，只是描述了某种战争摧毁了文明这一事实，在纽约的废墟中，最后一个幸存者开始重建。没有什么特别的情节。它只是一个冒险故事，但让我感兴趣的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幻想故事被印到了纸上——而不是那种身边事类型的连载小说。他们会刊登这样一个故事，这一事实令我印象尤为深刻。因此我想，如果他们不介意幻想，那我愿意尝试一下《颂歌》。

那个时候，我正在致力于构建《源泉》的情节，这是我所有的努力当中最为难熬的部分。除了坐下来思考，我别无事情可做，这令人苦不堪言。我在进行建筑学方面的研究，但还不能着手去写。我必须偶尔抽出时间去写点其他东西。因此，1937年夏天，我写了《颂歌》。[14]

接下来，便是为它的出版而进行的一段长期的斗争——不是在英国，它在英国立即就出版了；斗争是在美国进行的：

起初，我计划把《颂歌》写成一个杂志故事或者连载小说……但我想，当时是我的代理说，它不应该写给杂志，她很可能是对的。或者可能她试过，但没有成功。她告诉我说，它应该作为一本书被出版，我完全没有这样想过。她把它同时提交给了美国出版商麦克米伦（Macmillan）和英国出版商卡斯尔（Cassell）。麦克米伦曾经出版过我的《我们活着的人》（We The Living），当时版权还在他们手里。卡斯尔立刻接受了这本书。他们的老板说，他不确定这本书是否能卖，但它很美，他从文学角度欣赏它，愿意出版。而麦克米伦则拒绝了这本书。[15]

此后的八年里，《颂歌》在美国一无所成。之后，在1945年，洛杉矶一个出版非虚构文章的小型右倾机构小册子出版者（Pamphleteers）的伦纳德·里德判定，《颂歌》应该被美国读者看到。1946年，里德将它作为一本小册子出版了。1953年，另外一家读者寥寥无几的右倾出版社卡克斯顿（Caxton）出版了它的精装版。最后，在1961年，这本书写作完成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新美国图书馆出版社（New American Library）终于发行了它的大众平装版。

通过这样漫长而痛苦的一步一步，这个个人主义的国家终于获许去发现安·兰德这本个人主义的小说。迄今为止，《颂歌》的销量已达近二百五十万册。

为了它的第一个美国版，安·兰德重写了这本书。“为了此次出版，我对（这个故事）进行了编辑，”她在1946年版的前言中写道，“但尽量保持了它本来的风格……没有添加或删除任何理念或事件……这个故事保持了它的原样。我提升了它的面孔，而非它的脊梁或精神；这两者本来便无须提升。”[16]

直到年近四十，直到已经精通英语并完成了《源泉》的写作，安·兰德仍然没有彻底满意于自己对风格的控制。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她的早期作品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过度描述；有一次她告诉我，当某个观点（或某种情感）已经充分客观地表达过之后，她有时却还是不太确定。到了1943年之后，她无论在艺术上还是英语上都已成为胸有成竹的专业人士，于是重新拾起了《颂歌》，其后又拾起了《我们活着的人》。凭借如今成熟的学识，她开始修订这两部作品。

多年后她说，在编辑《颂歌》时，她主要关注的是：

精确、明晰、简洁，并且消灭一切社论式的，或略显华而不实的形容词。你知道，尝试使用那种半古体的风格非常困难。有些段落太夸张了。实际上，在某些地方我为了风格而牺牲了内容，纯粹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当我在完成《源泉》之后修改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能够完全控制我的风格，也知道该如何通过简单并直接的方式获得同样的效果，而不必与《圣经》太过相像。[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