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丽的岁月（第4/8页）

我只能咽了口唾沫，先坐下来。

“妈妈，”我说，“我们得在汽车里坐好几个小时，然后……”“我知道，”她不耐烦地说，“我喜欢坐汽车。你爸爸唯一的一项本事就是开车。我们在星期天经常开车到龙岩去，品尝那里的鸡汤。在米兰能吃到不放大蒜的菜吗？我可是一点大蒜都不沾的。”

我只剩下发呆了。她总是对我发起突然袭击将我打败，而且，我很久没有见过她这样情绪高涨，这使得我实在狠不下心来拒绝她。我想，那就先在旅馆里住两天，在米兰的街市上随意逛逛，让自己静静心，染上一点意大利风情，之后再搬到弗洛拉那里去住几天，也许一个星期，或是两个星期。母亲总归是要坐飞机回家的——这事好安排。而在前去的途中，我想，也许我们能够谈一些在灵魂深处沉积已久的事情。汽车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生了气也没办法一走了之或是砸门，说话时也用不着看着对方。在开车时我必须集中注意力，自然发不出火来。

“好吧，”我说，“那就走着瞧吧。出发。”

我提起她的旅行箱。她稀里哗啦地把百叶窗放了下来。“你带上护照了吗？”我问。她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难道我真是个蠢老婆子吗？我当然带上护照了。”忽然她又轻快地哼唱起来：“你可知道那柠檬花盛开的地方？啊，我的情人，我要和你同往。”[2]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母亲经常和我一起唱歌，她还会背许多诗，一有机会就吟诵起来。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即使我从不曾坐在她的怀里，蜷在她的床上，让她牵着手走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的母亲仿佛不允许自己流露出任何形式的柔情。我的父亲有两个情人，一个很年轻，是个冒冒失失的金发女郎，另一个是一位和气的售货员，跟他一般大。他定期去找她们，也经常在她们那里过夜。“我在瓦尔特家。”他会这样说，或者，“不用等我了，我在奥托家里过夜。”“好吧好吧，”母亲就会说，“告诉瓦尔特，少用点香水吧，你从他那儿回来以后身上的味道难闻极了。”要不然就是：“别忘了把奥托的真丝内衣送回去，我在你的柜子里看见的。”儿时的我听不懂话里的意思，只会笑。我的父亲有五个兄弟，都是非常好玩的人，所以我就幻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来。奥托叔叔是一个会计，几兄弟里面只有他永远打着领结，穿着西装，所以被兄弟们叫作“大少爷”。瓦尔特叔叔嗜酒如命，被叫作“啤酒先生”，海尔曼叔叔是个装百叶窗的工人，于是就成了“裂缝先生”，弗里茨叔叔在剧院里管道具，因此被叫作“破烂儿先生”，最小的台奥叔叔是唯一的虔诚教徒，总是往教堂跑，一直在为慈善事业捐款，自然就成了“耶稣先生”。我父亲的外号是“搞笑先生”，因为他总是兴致勃勃——除了在家里。但是，如果他带着我，或者跟他的兄弟及其妻子们在一起——例如在圣诞节，在奶奶的生日，或是我的生日——那是真正的节日，大家喝那么多的酒，有那么多欢笑。我最喜欢“破烂儿叔叔”，因为他常常从剧院拿些小羽毛帽子、缀着珍珠的手套或是木鞋给我，母亲对这些东西总是不屑一顾地抽抽鼻子：“又是这些破烂儿。”只要我稍不留神她就给扔进垃圾堆。

上车之后，我问她：“爸爸的兄弟们还有在世的吗？”

“耶稣先生，”她说，“耶稣先生还活着，是卡拉告诉我的，她有时给我打个电话。”我父亲还有两个姐姐，卡拉姑妈和宝拉姑妈。我最后一次见到卡拉姑妈是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在我父亲的葬礼上。她号啕大哭，不住地拥抱我母亲，让我吃惊的是，母亲也那样真诚地回应她的拥抱。那时候姑妈是个高个子的漂亮女人，现在肯定有八十多岁了。她丈夫在战争中阵亡了，战后她和嫁给一个警察的宝拉姑妈一起开了一家手工艺品店，经营了好多年。

我母亲偶尔从卡拉姑妈和宝拉姑妈的店里买些毛线来织，她的手艺很糟糕，却又乐此不疲。但是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她和那边的亲戚都断了联系。她搬到了南方的一座小城，我一直到中学毕业都在寄宿学校读书，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叔叔姑姑们。在这个家庭里大家并不作兴写信，便中断了互相的联系，但我经常想起“破烂儿叔叔”“啤酒叔叔”和“大少爷叔叔”。

“这么说起来我们根本没什么亲戚了，”我说，“你的姐妹都去世了，玛格丽特表姐是个讨厌鬼——可是我们本来是个大家庭——爸爸有七个兄弟姐妹，你有五个。他们都到哪儿去了呢？”

“随风而逝。”母亲说着，戴上一副古怪的太阳镜，“瓦尔特得癌症死了，奥托死于心肌梗死，弗里茨被电车轧死了，海尔曼死于盲肠炎，宝拉酗酒而死。只有卡拉和我还活着。”“你们有联系吗？”我问。她说：“很少。”

母亲这边的亲戚的情况，我知道得多一些，跟他们共同经历的事情也多一些——除了她的弟弟维利，其他人都死了。而她跟这个弟弟是不讲话的，因为他是纳粹分子，就好像他们当初都不是纳粹分子似的。当然，他做的坏事更多，他曾经诬告自己的父亲有叛国言论。之后我的外祖父就被送进了集中营。他回家时重病缠身，不久就去世了。维利舅舅从波兰回来之后，除了他的妻子玛丽娅没有人跟他讲话。

“我家里有四个人都是一条腿的。”母亲忽然很有兴致地说，弄得我险些错过了往巴塞尔方向拐弯的路口。“一条腿？是因为遗传吗？那我可是够走运的。”

“亨里希舅舅，”她说，“有糖尿病，很早就切掉了一条腿。莫里茨舅舅得了骨癌，也切掉了一条腿。莫里茨舅舅有钱得多，经常把自己穿旧的好衣服送给亨里希舅舅。他失去的是左腿，总得把左裤腿扎起来。可是亨里希舅舅失去的却是右腿，他又不想穿皱巴巴的裤子，所以他们总是吵架。”“另外两个是谁？”我问。“我的祖父，”她说，“他是威斯特瓦尔德的鞋匠，又务农又做鞋，有一次他用上好的皮子给自己做了一双鞋，可是当他第一次穿上新鞋想出门的时候，却发现鞋做得太小了，气得他拿把斧子把脚趾头砍了下来。这下只好把脚截掉了。”

这回我算是明白了，在我进入青春期之后，母亲对我总是有那么多的怒气和暴躁情绪，原来这才是根源。有一次她用火通条打得我皮开肉绽，之后像没事人儿似的不闻不问。我让不久之前给我行坚信礼的牧师看身上的伤痕，很快就离开她进了寄宿学校。我们有五年的时间没有见面，毫无对方的音信。只是卡拉姑妈偶尔给我寄个包裹，寄点小饼干、糖和一点钱。[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