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米尔·圣—桑（第2/3页）

他对自由的热爱和需求也是十八世纪式的。可以说，自由是他惟一的激情所在。他写道：“我极其热烈地爱着自由。”（《和声与旋律》）他在评判艺术方面的绝对大胆无畏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靠严密的推理来批判瓦格纳，而且敢于批评格鲁克和莫扎特的缺点、威伯和柏辽兹的错误以及对古诺的公论。这位被巴赫的音乐滋养大的古典主义者还竟然说“现今演奏巴赫和亨德尔的作品不过是有手好闲的娱乐而已”；而那些梦想复古他们艺术的人就像“有人想住在几百年都没人住的老房子里”。（见圣—桑所著《肖像与回忆》）他甚至进而批判自由的作品和自由的观点。他对自由的热爱使他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作品作出不同的判断。他认为人有改变自己观念的权利，这就如同他们有时欺骗自己一样。他认为勇敢承认错误比做固执己见的奴隶要好。他的这种态度不仅表现在音乐上，还表现在其他事情里。譬如在伦理道德方面，他曾给一位年轻朋友写过一首诗，敦促他不要受过于僵化的简朴和节制的束缚：

“我感觉一个虚荣的道德之梦

总在你的灵魂上罩上阴影”（《打油诗集》）

在形而上学方面，他也以平静的思想自由来评判宗教、信仰和基督教的《福音书》，只在自然界里寻求道德与社会的基础。

下面，笔者随便从他的《难题与神秘》中抄录了几段他的观点：

“上帝随着科学的进步而退缩”。

“心灵只是表达思想的一个媒介”。

“不鼓励工作，削弱个性，分享别人的好处，违者处死——这些就是基督教《福音书》对建立社会的教诲”。

“基督教的美德并非社会的美德”。

“大自然是没有目的的：她是一个无休止的循环，不把我们引向任何目的地”。

他的思想高度解放，充满着对人性的爱，具有很强的个人责任感。他称贝多芬为“最伟大的、惟一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因为贝多芬主张全人类相亲相爱的理想。他的心智如此包罗万象，致使他写出关于哲学、戏剧、古典绘画的著作（如他著的《论古罗马剧院的装璜装饰》〔1880年〕，就是讨论庞培城的壁画），以及科学论文（论述海市蜃楼现象，在1905年递交法国天文学会）。多卷诗集，甚至剧本（如在1892年写的独幕喜戏《作家的痉挛》）。他是无论什么事情样样都行，虽谈不上事事精通，但都有一定创见和不容否认的能力。他所表露的心智在艺术家、尤其在音乐家当中实属罕见。他阐明并自己遵循的两条原则是“绝不夸张做作”和“保持心灵健康和健全”。（见《和声与旋律》）这些当然不是贝多芬和瓦格纳那类音乐家的原则，而且很难在上个世纪的著名音乐家中发现谁贯彻过这些原则。这些原则不用说，表明了圣—桑先生的突出特点和缺点。他不受任何激情的困扰。任何东西也搅不乱他清晰的条理。“他没有偏见（不带成见）；他不站在哪一边”（见古诺《一个艺术家的回忆》）——甚至不站在自己一边，既然他并不害怕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并不佯装自己是任何东西的改革者”。他是彻底地独立，也许过于独立。他好像有时也不知道该拿自己的自由怎么办好。若歌德碰上这种情况，大概会说：他心里应该再多点邪性的东西。

他最典型的心理特点似乎是一种没精打采的忧郁，其根源在于他对人生的徒劳无益有一种颇为痛切的感觉。这种厌世感时常伴有并不是很健康的空虚无聊，进而造成任性无常的情绪变化和神经质的欣快，并因此而变态地喜爱滑稽、讽刺的东西及效颦学步。正是他这种急切不安定的精灵般性格，使他漫游于世界各地，写出法国布列塔尼地区（沿海）和奥弗涅地区（山区）的狂想曲，波斯风格的歌曲，阿尔及利亚风格的组曲，葡萄牙风格的轻快船夫曲、丹麦、俄罗斯和阿拉伯风格的随想曲、回忆意大利之游的乐曲，非洲风格的幻想曲，埃及风格的协奏曲……同样，他还在时间隧道里遨游，写下希腊风格的悲剧，十六和十七世纪风格的舞曲，及十八世纪风格的前奏曲和赋格曲。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尽管他梦幻所至，纵情在时空里漫游，写下众多纵横古今、反映异国他乡风土人情的作品，但人们在其中还是能看出一位法国游客的那种欢快睿智的面容。这位法国的天涯过客，尽其闲情逸致，不屑于深究所到之处民族的灵魂，而只是走马观花，捡穗拾贝，然后以法国人的面孔对其加以再现，情形颇似蒙田在意大利，把维罗那同（法国的）普瓦蒂埃、把帕多瓦同（法国的）波尔多相比较。此外，蒙田在佛罗伦萨时，对米开朗琪罗并不太关注，反倒对“一只奇形怪状的羊和一头大如巨犬、状如猫长着黑白相间条纹、被人称为‘虎’的野兽特感兴趣”。

从纯粹音乐的角度来讲，圣—桑有些像门德尔松。两人的音乐里都有类似的理性节制，有类似的异族因素及其在作品中的平衡。当然这些因素两人各异，因为两人生活的时代、地域和环境不一样；两人的性格也有很大差异。门德尔松更单纯和虔诚一些；圣—桑先生更业余和感官一些。他俩的音乐与其说宗缘相近、精神相通，毋宁说更在趣味纯真、节奏相近、体裁多样上类似。这些共同之处使两人的作品都具有新古典主义的特点。

至于圣—桑先生所受的直接影响，那更是无从说起，因为来源太多了，我简直不敢妄称能（也很难）把它们一一道清。他那兼收并蓄的突出能力常常促使他时而用瓦格纳或柏辽兹的风格创作，时而用亨德尔或拉莫的风格作曲，再不就模仿吕利或夏庞蒂埃、甚至十六世纪某位英国羽管键琴或击弦古钢琴演奏家（如威廉·拜尔德）的风格创作；因此后者的曲调很自然地就被引进了圣—桑的《亨利八世》的音乐。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以上都是圣—桑故意的模仿，是技巧大师雕虫小技般的娱乐；关于这点，圣—桑先生本人是最清楚不过的了。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他可以随心所欲调用，但又决不会成为它的奴隶。

仔细分析起来，圣—桑的音乐理想浸透了十八世纪末期的那些伟大的古典主义作品的精神，如贝多芬、海顿和莫扎特的作品；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同巴赫一脉相承。舒曼迷人的音乐风格也在圣—桑身上留下了印记。此外他还感到了古诺、比才和瓦格纳的影响。但他的朋友和老师柏辽兹对他的影响更大。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李斯特。对此我们要专门谈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