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第3/5页）

“我也祝他好运。”我说。

我们陷入了僵局，奥萨诺最后决定只要九个，这样正好也能让它跟通常的十个不一样。我很好奇为什么我们找不出十个来。

他那晚写完了那篇文章，两个月后就发表了。他写得非常精彩、令人恼火，贯穿全篇，他扔下各种小暗示，说他正在进行的那本伟大小说将会避免这些经典的所有缺陷，并将取而代之。那篇文章挑起了一场充满愤怒的骚动，全国各处都有文章攻击他和他正在写的小说，那正中他下怀。这个奥萨诺，他就是个一流的骗子。连卡里都会为他骄傲，我总有一天要介绍他们认识。

六个月后，我成了奥萨诺的左右手。我爱极了这份工作。我读了很多书，把我为它们写的笔记给奥萨诺，好让他把它们安排给那些自由撰稿评论家。我们的办公室是一片书籍的海洋，你完全被它们包围、被它们绊倒，它们堆满了我们的桌子和椅子。它们就像是一大群爬满动物尸体的蚂蚁和虫子。我一直都非常热爱和尊重书籍，但现在也能理解有些智慧的书评家和评论家的轻视和厌恶了，他们起的作用就像是英雄的男仆。

但我热爱阅读这一部分，特别是小说和传记。我没法理解科学类、哲学类或更渊博些的书评，所以奥萨诺把它们扔给了其他专业助理。他最乐意的就是找那些刚出书的重量级文学评论家们，他肢解他们，当他们打电话或写信抗议时，他告诉他们自己“击的是球，而不是打球的人”，这种毫无涵养的说辞只会令他们更加愤怒。但奥萨诺一直惦记着诺贝尔奖，所以会对某些评论家十分尊敬，为他们的文章和书留足版面，但这种另眼相待很稀少。他特别痛恨英国小说家和法国哲学家。不过随着时光流逝，我能看出来，他痛恨这项工作，尽可能敷衍了事。

他还毫无廉耻地利用自己的地位。出版商的公关小姐没过多久就学会了，如果她们有本“热门”书想要这个杂志写评论，她们就得请奥萨诺出去吃午餐，好好地拍他的马屁，如果那姑娘年轻漂亮，他还会开玩笑，用一种很温和的方式让她们明白可以用自己的屁股来换版面。他就是那么直白，这让我很震惊，我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电影界。他跟寻求自由撰稿工作的评论家也做同样的交易。他的预算很多，我们付钱派出了很多根本没采用的书评活儿。他说话算数，只要他们做到了，他就做得到。到我为他工作时，他已经有了一长串的女朋友，她们靠自己在性方面的慷慨而接触到了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我爱死了这与评论高度深刻且有道德的姿态间的反差。

在截稿日之夜，我常常跟他一起在办公室里待到很晚。我们一起出去晚餐，喝一杯，在那之后他会找人上床。他总想帮我找一个，但我一直告诉他，我的婚姻很幸福。这慢慢变成个永不厌倦的笑话。“你还没厌倦干你的老婆吗？”他问，就像卡里一样。我不回答，无视他，这不关他的事。他会摇着头说：“你就是第十大奇迹，结婚一百年，却还是喜欢干你老婆。”有时我会恼怒地看他一眼，他便会引用我从没读过的某个作家的话，“坏蛋不必存在，时间是最大的敌人。”这是他最爱的一句话，常常被他拿来引用。

在他那里工作，我尝到了文学世界的味道，我总是梦想着能成为其中一员。我把它想成一个没有争执和讨价还价的地方。既然这些人创造了书中那些被人热爱的英雄，那创造者也应该跟英雄一样。当然，我发现他们其实跟其他所有人一样，只不过更疯狂一些，我还发现奥萨诺也痛恨这些人，他会给我上课。

“唯一特别的是小说家，”奥萨诺说，“可不像这些该死的短篇小说家、编剧、诗人、剧作家和那些该死的轻量级文学杂志人。全都表面光鲜，内里单薄，身体里一根风骨都没有。你要写小说，作品就必须要有风骨。”他琢磨了一会儿，把它写在一张纸上，我于是知道下周日的评论里会有篇关于风骨的文章了。

另一些时候，他会大声数落书评的糟糕写作，发行量正在降低，而他把这归罪于评论这一行的枯燥。

“当然，那些操蛋的家伙很聪明，当然，他们有有趣的话要说，但他们写不出一个合格的句子，他们就像结巴，当你努力听清他们咬牙切齿挤出的词语时，他们会踩坏你的脚。”

每周，奥萨诺会在第二版发表他自己的文章，他的写作精彩、机智，倾向性大到简直是尽可能地树敌。有一周，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死刑。他指出，在任何一场全民投票中，死刑都会成为大获全胜的选择。只有精英阶层，比如这篇书评的读者，才会在美国把死刑变成争议性话题。他宣称，这是政府最高部门的阴谋，让罪犯和穷得不能再穷的人去偷、去抢、盗窃、强奸和杀害中产阶级是政府的政策，是给底层一个宣泄的渠道，让他们不会转身革命。政府高层估计这样花费会小得多。精英阶层居住在安全的社区，送他们的孩子去私立学校，请私人保镖，这样安全地远离被误导的无产阶级的报复。

他嘲弄那些认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政府杀害公民的政策会让人性变得残暴的自由主义者。我们都只是动物，他说，应该像印度人对待杀了人的疯狂大象一样对待我们。实际上，他肯定地说，被行刑的大象都比吸毒后被关进舒适的监狱五六年，然后放出来杀害中产阶级公民的杀人犯更高贵，会去更高级的天堂。

当他在讨论死刑是否有威慑力时，他指出，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守法的人，他们的警察甚至不用携枪，他把这完全归功于英国人直到十九世纪都还在处决偷蕾丝手绢的八岁孩子。然后他承认，虽然这的确扫荡了罪行，保护了财物，但最终，它把那些更具活力的工人阶级转变成了政治动物，所以才把社会主义带到了英格兰。奥萨诺的一句话特别激怒他的读者：“我们不知道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但我们知道那些被处决的人再也不可能杀人了。”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恭喜了美国的统治者能够如此天才地给他们的最底层人民偷窃杀人的许可，好让他们不会变成政治上的革命者。

那是篇疯狂的文章，但他写得那么好，整篇看上去很有逻辑性。我们自由主义的明智读者中最有名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寄了几百封抗议信来。一封由激进组织撰写、美国最重要的作家签名的特别来信被寄到出版商那儿，要求不让奥萨诺再当书评的编辑，奥萨诺第二期就把它刊登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