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盲窗（第2/16页）

我站在朦胧的夜色里，被包围在来来往往的火车的隆隆声中，简直感觉惬意。我心想着，在有生以来与女人的拥抱中，从来还没有过被吸引住的感觉。我没有过女朋友。我所认识的惟一姑娘，每每拥抱我时，我都把她不是当作戏弄就是看成打赌。然而，同她一起拉开距离走在街头上又是多么自豪呀。在那些迎面而来的人看来，显然我们是天生的一对。有一次，碰到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他们中有人喊道：“你的女朋友好美啊！”还有一次，一位老妇人停住步子，从这位姑娘打量到我，随之一本正经地说：“你好福气呀！”在这样的时刻，那种渴望似乎就已经满足了。要说幸福，那就是过去在电影院里不断变幻的灯光下看着身旁那闪烁的侧影，还有嘴巴、面颊、眼睛。最快乐的就是身体与身体时而不由自主地微微靠拢。此时此刻，哪怕是偶尔的接触都会被看做是逾越雷池。照这样说来，我不就是没有女朋友吗？因为我所理解的女人不是贪欲或者要求，而仅仅是这个与我面对面的美人的理想图像——是的，这个面对面的人就应该漂亮！——我终于可以给这个人叙述了。叙述什么呢？干脆就开始吧。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想像着相互拥抱、喜欢和爱慕犹如一种持久的叙述，既小心翼翼，又无所顾忌；既从容不迫，又石破天惊，犹如一种净化的叙述，一种澄澈的叙述。同时，他也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只要他离家久了，不论是去城里，还是独自待在林子里或者田野上，她每次都会逼着他说：“你说吧！”可是一到这时候，尽管他事先还经常进行演练，却从来都没有顺顺当当地向她叙述过，至少在她患病前如此；你事先不用问他，他倒会娓娓道来——当然往后需要那些恰如其分的插问。

而我眼下在火车站前发现，从那个女朋友出现以来，我已经在默默地叙述着这一天了。可我给她叙述了什么呢？既没有意外变故，也没有不寻常的事件，而只是些平平常常的过程，或者仅仅不过是一个景象，一片噪声，一种气味。街对面那个小喷泉的水柱，那个报亭红色的闪光，那些载重汽车喷出的尾气：在我默默无声的叙述中，它们都不再是独立的东西，而是相互交融在一起。这个叙述的人根本就不是我，而是它，是经历本身。在我内心深处，那个默默无声的叙述者是某种超越我的东西。这时，它的叙述所针对的那个姑娘变成了一个永不衰老的年轻妇人，就像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一样，他在自身发现了那个叙述者，也成了一个没有年龄的成人。我们面对面站着，恰好齐眉高。因为齐眉高是叙述的标尺！我打心底里感觉到那深深柔情的力量。而它对我来说则意味着：“跳跃吧！”

在耶森尼克泛黄的工厂天空上，闪烁着一颗星星，独自构成了一个星像。一只发红的甲虫飞过下面街道的烟雾。两节车厢砰的撞在一起。那家超市里，清洁女工已经接替了收银员。一个抽着烟的男子身着内衣站在一幢高楼的窗口前。

我精疲力竭地坐在火车站的饭店里，就像经历了一次艰辛的劳顿，守着一瓶当时在南斯拉夫取代了可口可乐的深色甜饮料，几乎直到午夜时分。同时，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跟在家里的那些夜晚如此不同。那些时候，不管是在村子里，还是在寄宿学校里，或者在城里，我总是一再犯困，每每扫大家的兴。我惟有一次被带去参加舞会，居然也睁着眼睛睡着了。每到新年来临的最后时刻，父亲总是竭力拿玩牌来不让我睡觉，可也徒劳无用。我思量着什么东西会让我如此清醒呢，不仅仅是这个异乡他国的缘故，而且也少不了这个餐厅；要是在一间候车室里，我势必很快就要犯困的。

我坐在一个用栗色木板装饰的隔间里。那一个个隔间犹如一长排座位。我身前是一排排站台，一片灯火通明，向后远远依次排列；身后是那条同样灯火通明的长途干线，一片片住宅区里亮着灯火。这里满载的小车和那里满载的火车依然纵横交错，川流不息。我看不见那些旅游者的面孔，只是一个个影子。然而，这些影子是通过一张反射到玻璃墙上的面孔观察来的，那就是我的面孔。凭着这个使我显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映像——只有额头、眼窝、嘴唇——我便可以幻想着那些影子，不单是那些行人，而且还有那些高楼大厦的居住者，他们时而在房间里穿来穿去，时而又坐在凉台上。这是一个轻松、明亮和清晰的梦。在这个梦里，从所有那些黑乎乎的人影中，我都在想像着友善的东西，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不友善。老人像老人，情侣像情侣，家庭像家庭，孩子像孩子，孤独者像孤独者，宠物像宠物，每个个体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而我连同自己的映像都属于这个人群，我在不停地、温和地、冒险而泰然地漫游过一个夜晚时想像着他们，连那些睡眠者、病人、弥留者，甚至故去的人都一起走进我的想像里。我站起身来，想认可这个梦。然而，它惟独被那个国家的总统的巨幅画像扰乱了。画像就挂在餐厅中央，柜台上方。铁托将军身着挂满勋章的镶边制服的形象显得十分清晰。他站在一张讲桌前，向前倾着身子，紧攥着的拳头立在桌上，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俯视着我。我甚至听到他在说“我认识你”，而想要回答说：“可我却不认识自己啊。”

在柜台后，昏暗的灯光下，服务员出现了。一张影影绰绰的脸庞上，惟独能够看得清楚的是那径直看上去时几乎遮住眼睛的眼皮。这时，梦才继续做下去了。看着这眼皮，母亲的身影突然鬼使神差地浮动在我的眼前。她把酒杯放进水盆里，拿针别起一张付款单，冲洗铜餐具。她的目光瞬间击中了我，嘲笑我，让我不可捉摸。这时，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油然而起；与其说是恐惧，倒不如说是一种震撼，一种对更大的梦的神迷。在这个梦里，那个病怏怏的女人又恢复健康了。她装扮成服务员，蹦蹦跳跳地迈着大步走过这家分店，从后跟敞开的服务员高跟鞋里闪现出那丰满白晳的脚跟。母亲获得了多么壮实的两条腿，多么充满活力的圆臀，多么高高竖立的发式。她与村里的大多数女人不一样，虽然只会几个斯洛文尼亚词语，可她在这里就是说个不停，和旁屋一群看不见的男人寒暄着，完全无拘无束的样子，甚至有些盛气凌人。毕竟她不是弃儿，不是难民，也不是德国人，而始终声称自己是外国人。瞬间，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感到羞愧的是，这个女人连同确定的行为举止、哼唱、大笑声和敏捷的目光居然会成为自己的母亲。然后，我打量起这一个个人，打量起这个异乡女人，从来没有如此仔细：是的，直到不久前，母亲也是拖着这样的唱腔说话，而且每当她真的开始唱起来时，儿子就要堵上自己的耳朵。在每次那么大的合唱中，总会立刻听出母亲的声音来：一种颤抖，一种震动，一种热烈的声响，与那位听者相反，这位歌唱者则完全陶醉其中。她的笑声不只是高亢，简直就是疯狂，是呐喊，是爆发，有高兴，有愤怒，有苦衷，有蔑视，也有判决。还在患病最初的痛苦中，那与之相应的叫喊听起来就像是惊异的大笑，半是高兴半是愤怒的大笑，她竭力靠着自己那歌唱的颤音要驱走那大笑声，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无助了。我想像着回荡在我们家里的各种声音，父亲咒骂着，姐姐自言自语地嘟哝，又是傻笑又是哭泣，母亲从一个村口直笑到另一个——林肯山村是一个狭长的村子。（我在想像中看到自己总是默默无声。）于是，我发现母亲的举止不仅像眼下这个服务员一样盛气凌人，而且颇有统治欲。她始终打算经营一家巨大的旅店，让所有的雇员都成为她的仆人。我们的家底不大，可她的胃口却不小：在她的叙述中，我哥哥总是作为被骗去了王位的国王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