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盲窗（第4/16页）

相反，要对付我的第一个敌人，却什么招也没有了。他是邻居的儿子，白天挨母亲打，晚上挨父亲揍，一天到晚，没完没了。（我在家里从来都不会挨打，取而代之的是，父亲生我气时，常常就在我眼前自个儿不是捶胸，就是打脸。可更有甚者，他会握紧拳头，狠劲地捶打自己的额头，直打得他不是踉踉跄跄地向后摇晃，就是双膝跪倒在地。可是我哥哥就不同了，尽管他只有一只眼睛，可是据说他不光是挨打，而且常常整个下午被关在屋后的地下室里。在这个用来储藏土豆的地下室里，我哥哥只要一闭上那只独眼，无疑要比他睁着那只眼时看见的要多得多。）我那个“小敌人”——相对那个后来的“大敌人”，我现在这样称呼他——可是不会动手的。尽管如此，他一下子就成了敌人，一眼就是了，好久什么都不用再说了，甚至连再看一眼都用不着。没有习以为常的吐舌头，吐唾沫，使绊腿。儿童敌人不用声明，仅仅就是怀有敌意。他的敌意会爆发为突然袭击。

有一天，教堂里在朗读新约四福音书，大家都站在那儿。这时，我觉得膝窝后面挨了轻轻的一击，几乎只是没有使劲地撞了一下，可是却足以让我支撑不住。我转过身去，看见那个家伙在独自出神。从这个时刻起，他就再也没有让我安宁过。他不打我，不扔石块，也不骂我——只是堵住我的去路。只要我一出门，他就跟在身旁。他甚至闯到家里来——在村子里，小孩去邻居家串门，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挤着我的身子，一点也不显眼，平常谁也发现不了。他从来都不会动手；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用肩膀轻轻地顶你（甚至连踢球时的冲撞都说不上），看上去，仿佛他要友好地向我说什么悄悄话似的。而事实上，他要把我挤到一个墙角去。然而，他通常压根儿都不会碰我一下，只是故意学着我的样子。比如说，不管我去哪儿，他就会冲出灌木丛，跟在我身旁，学着我的架势舞来弄去，同时迈起脚步，以同样的节奏甩起手臂。我一跑起来，他也跟着跑；我一停住步，他也跟着停下来；我眨一眨眼，他也跟着眨。此刻，他从来都不会看着我的眼睛，只是打量着它们，就像其他身体部位一样，目的是尽可能早地捕捉到每个动作的苗头来重复它。我常常试图使他对我的下一步行为产生错觉，故意朝着错误的方向接着又迅速掉头转向。然而，你永远都不会骗过他。他以这样的方式与其说是学着我的样子，倒不如说使我黯然失色，我成了自己影子的俘虏。

平心想一想，他或许只是讨厌。这种讨厌劲久而久之自然会变成一种敌意，搅得你永无宁日。那个家伙始终与你形影相随，即便他本人不在我身旁。每当我高兴的时候，立刻又会失去这种兴致，因为我在思想里看到它被我的敌人模仿，而且这样被否定了。其他生存感受——自豪、哀伤、愤怒、爱慕——同样如此：在影子游戏中，它们立刻就会失去其真实性。凡是我感觉自己最有生气的时候，在专心致志的时候，这个敌手就趁机而入，切断我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哪怕是我与这个对象之间才出现一丝一毫的接近，不管它是一本书，一个水上广场，一座田间小屋，还是一只眼睛。在这种持久的、犹如在无声无息的鞭笞下进行的追逐中，没有仇恨能够表现得如此难以忍受。我无法理解会受到如此仇视，并竭力要求得到和解。可是他就是不买账，他压根儿就无动于衷，只是一个劲学着我寻求和解的样子，完全不假思索。再也没有一天，甚至没有一个梦会过得没有我这个守护者。后来，我终于第一次朝他吼起来，可他并没有退缩，而是洗耳恭听：这吼叫声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象征。可最终动起手的就是我。当时我十二岁，在和那个家伙扭打中，我再也不知道我是谁；也就是说，我什么再也不是了；再就是说，我变得凶恶了。我的童年敌人告诉了我（我深信不疑，他明明事先就是这样预谋的），我凶恶了，我比他凶恶了，我是一个恶人。

起初，我不过是拉开挥来挥去的架势抵抗，更像是一个快要溺死的人四处抓来抓去的样子。尽管如此，这家伙也不向一旁躲闪，相反却把自己的脸伸过来挑衅。面孔贴得如此之近，也许就像在一个坠落的梦境里，接近撞点了。我顺手抓上去，这可不仅仅是抵抗的一种反射，而且也是态度的表现，承认，人人都期待已久的表白：我跟这家伙平分秋色。由于我动起手了，我终于承认是一个比自己的敌人还要更为凶恶得多的敌人。说实在的，在接触到别人的唾液和鼻涕时，我有一种双重感觉，既暴力，又冤屈，这种感觉我永远都不想再经历。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胜利的面具：“对你来说，再也没有任何退路了！”于是，我就一脚踹到他屁股上，用尽浑身的力量！他没有还手，只是忍受着，扮演出一副不可动摇的怪相。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这天起，在所有人眼里，可以说我成了“打他的人”。他现在就有理由和权利，永远不再让我安宁。我们迄今暗自较劲的敌意变成了一场战争，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斗出个名堂来，可是这样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只有我们俩共下地狱。后来有一次，他父亲发现我打他儿子，就直奔过来，把我们拉开，将我推倒在地上，用他在牛圈干活的鞋子（吼着尖细的嗓门，连连不断地诅咒我这，诅咒我那，而我父亲平常只是在诅咒滑坡、雷电大火、冰雹和破坏房屋和地板的害虫时才这样无以复加地一吐为快）在我身上踩来踩去。这事让我感到幸运——再说是我确实懂得的独一无二的幸运，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十多年之后依然如此。

遭受了这次虐待后，我的话就多起来了，并且能够向母亲（是的，她）叙述那个敌人了。每次叙述都是用一个命令句开始：“你听着！”用另一个命令句结束：“你可要管一管啊！”母亲成为行动者，在家里向来如此：她说干就干起来了。她借口神父和老师劝说她，就领着这个十二岁的儿子去参加寄宿学校的招生考试了。

在考完试回来的路上，我们在克拉根福特误了开往布莱堡的最后一趟火车。我们走到城外，站在通往家乡的大街上，四面一片漆黑，天下着雨，我也顾不上被雨淋得湿透了。过了一阵子，有一辆车停下来，这车驶往南斯拉夫，去德拉瓦山谷，马里博尔或马堡1的司机让我们上了车。车里没有后座，我们就坐在车后面的厢板上。这时，母亲用斯洛文尼亚语向这男人说了我们的目的地，于是这男人就开始试图与她聊起天来。然而，他发现除了那些应付问候的套话和几首民歌歌词外，她对这门语言几乎一窍不通，便也一声不吭了。这次坐在汽车后面铁皮厢板上无声无息的夜间之行给我留下了一幅与母亲融为一体的画面，一再显现出作用和效果，至少在接下来寄宿学校的岁月里如此。为了这次行程，母亲专门让人理了波浪式发型，终于有一天不戴头巾了。尽管五十岁的身躯显得十分臃肿，可一道道的亮光时而掠过时，我觉得她的面目好年轻。她蜷曲着两腿坐在那里，手提包搁在身旁。雨点打在车窗玻璃外面，歪歪斜斜地流去。坐在遮雨的车厢里面，每到拐弯时，不知什么工具、装着钉子的包、空桶都朝着我们滑来。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在心灵深处感受到某种不可遏制的东西，激情澎湃的东西——似乎就像信心一样。母亲的帮助使我上了道，对我来说是一条正道。之前和之后，我确实没有少否定过这个女人。在我的眼里，她是那样的陌生——就连一句合她心意的话，我几乎都难以张口。然而，在1952年这个夏日的雨夜，我突然觉得，有一个母亲，当她的儿子，这是天经地义的。在这个时刻，她也不再是那个农家女人，那个乡巴农妇，那个牛圈女仆，或者那个常去做礼拜的女信徒了；她常常打扮成这般样子穿梭在村子里。她露出了潜藏在深处的东西：她不是家庭妇女，而更是一个女管家；她不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人，而更是一个精通世故的人；她不是一个观望者，而更是一个行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