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第4/14页）

战争给苏联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和巨大的伤亡，所以，即便是不怎么贪财的官员也认为，战后从德国及其卫星国获得赔偿是理所当然的。处理战争赔偿问题的苏联特别工作小组的负责人伊万·麦斯基，1945年2月在途经俄罗斯和乌克兰前去参加雅尔塔会议时，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一路上到处都是战争的痕迹：两旁的残垣断壁、东倒西歪的围栏、烧毁的村庄、破裂的水管、砖头瓦砾和被炸毁的桥梁。”麦斯基认为，由于苏联人民遭受的苦难，所以有理由要求获得更高的战争赔偿并把德国的工业设备运往苏联。还有一种看法是，由于苏联的巨大损失，所以它在战后的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行为也是合理的。在列宁格勒，秘密警察的线人报告说：有一位哲学教授讲，“我不是个沙文主义者，但在我们受了那么大的伤亡后，波兰的领土问题，以及我们与邻国的关系问题，我就很关心了”。后来，人们最喜欢摆出这条理由，以证明苏联在东欧的统治地位和对邻国的领土要求是合理的。

历史学家尤里·斯列兹金把斯大林的苏联比作一套“共有的公寓房”，所有的主要民族（“资格”）都拥有单独的“房间”，但包括军队、安全及对外政策在内，都属于“共享设施”。然而，就像在现实生活中苏联的公寓居民都会在他们对集体主义精神的口头忠诚背后隐藏着自己的特殊利益一样，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也是如此。实际上，他们都把二战的胜利看作通过损害邻国来扩张自己疆界的契机。在苏联官员中，那些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人，也滋生了一种夹杂着民族主义目的的帝国主义渴望。苏共高级干部中乌克兰人的数量与地位仅次于俄罗斯人。1939年，在苏德条约签订之后，西乌克兰成了苏联的一部分，他们对此欢欣鼓舞。1945年，斯大林吞并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鲁塞尼亚（Ruthenia）和布科维纳（Bukovina），并把它们也划给了乌克兰。共产党政权对乌克兰人民犯下了许多可怕的罪行，尽管如此，乌克兰的共产党官员此时仍对斯大林感恩戴德，因为他把乌克兰的各片领土拢在了一起。斯大林也有意助长这种倾向。有一次，当着俄罗斯和非俄罗斯官员的面，他看着战后的苏联地图满意地说，他把一度在外国统治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的“自古以来的领土”收回给他们了。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官员，可能没有扮演民族主义游说团体的角色，但也主张自己的议程，以作为建设伟大苏联的一部分。当苏军打到苏联西部边境地区并完成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统——”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官员就开始说，该从土耳其和伊朗收回“祖辈的土地”，并与居住在那里的同种同源的兄弟团聚。莫洛托夫在20世纪70年代回忆说，1945年，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各位领导人“想用从伊朗那里得到的土地让自己共和国的领土翻一番。我们还准备对巴图姆（Batum）南边的地区提出主权要求，因为土耳其的那个地方曾经是格鲁吉亚人居住的。阿塞拜疆人想要得到属于阿塞拜疆的部分，格鲁吉亚人要求得到属于格鲁吉亚的部分。而我们想把亚拉腊地区（Ararat）还给亚美尼亚人”。档案的证据显示，当斯大林的战略目标与来自南高加索的苏共官员的民族主义野心协同作用的时候，就产生了更大的效应（参见第2章）。

新的领土与势力范围让苏联官员——不管是不是俄罗斯人——心中滋生了扩张主义和民族主义邪念，这为战后斯大林的在苏联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工程提供了它所需要的能量。只要党和国家的精英觊觎邻国的领土并参与对德国的掠夺，斯大林就能比较容易地控制住他们。那些力量若不被帝国的事业所吸收，也许就会起来反抗斯大林主义政权。

苏联与美国

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对苏联发动进攻，日本人也在1941年12月7日对美国发动进攻，这让这两个国家第一次走到了一起。苏联得到了一个强大且资源丰富的盟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及新政的支持者，成了斯大林在反对轴心国的伟大同盟中的战略伙伴，很可能还是他曾经有过的最慷慨的伙伴。即便当纳粹向伏尔加河两岸推进的时候，罗斯福还邀请苏联成为战后安全共同体的共同组织者。1942年5月底，美国总统在华盛顿的谈判中告诉莫洛托夫，“必须建立一支国际警察力量”，这样才能“在接下来的25～30年内”防止战争。罗斯福继续说，在战后，“美、英、苏这些战胜国必须保持它们的军事力量”，德国以及它的那些卫星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必须解除武装”。罗斯福的“四大警察”——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将用武力来维持和平”。这个不同寻常的提议让莫洛托夫非常意外，但两天后，斯大林指示他“立即向罗斯福声明”：总统的提议绝对正确。在总结1942年的苏美谈判时，斯大林特别强调，“就战后成立国际军事力量和防止侵略的问题与罗斯福达成了一致”。

为了避开反苏保守派的宣扬与批评，罗斯福和自己的亲信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以及其他新政支持者，与克里姆林宫保持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后来，由于他们表现得特别坦诚，以至于有人声称在新政支持者当中，有人（也许甚至是霍普金斯）实际上就是苏联的代理人。美国政府的这种“透明”以及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特别是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12日）上对苏联人显而易见的友好态度，似乎表明他非常想在战后保持长久的伙伴关系。

作为政府部门形形色色的精英中的代表，苏联官员对美国这个盟友的态度是复杂而且往往是矛盾的。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让有技术头脑的苏联精英心怀敬意。他们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立志要把俄罗斯变成“一个更美好的新美国”。苏联的工业管理者和工程师经常把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得名于弗里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他们是有组织的生产技术的最重要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挂在嘴上。斯大林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还提倡苏联的干部把“俄罗斯人的革命标准”与“美国人的做事方式”结合起来。在1928-1936年的工业化浪潮中，几百名红色主管和工程师，其中包括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到美国学习机器制造、冶金、肉类加工、乳品业等现代工业的大规模生产和管理知识。苏联大批引进美国的技术，例如冰淇淋、热狗、软性饮料和大型百货公司[模仿美国的梅西公司（Macy's）]的整套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