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第2/13页）

1953年9月，赫鲁晓夫成了苏共第一书记。没受过什么教育、粗鲁、喜怒无常同时又比较实际、容易相处、机智且精力充沛的赫鲁晓夫，吸引了那些农民出身的苏联官员，觉得他是“他们的自己人”。在马林科夫批评党对经济和文化事务的管制并企图扩大自己在工业管理者以及科学文化精英中的基础的时候，赫鲁晓夫迅速地全面掌控了党组织和秘密警察[此时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他的老朋友伊万·谢罗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驻波兰和东德的特使，成了克格勃的第一任主席。赫鲁晓夫利用这些权力资源把马林科夫排挤出公众关注的中心，切断了他的信息渠道，甚至还用揭他在实施罪恶的“列宁格勒案”的老底来胁迫他。就连马林科夫个人的部长会议主席办公室也属于赫鲁晓夫控制的党的中央机构。赫鲁晓夫成了中央主席团主席并在领导集体公开亮相时占据了首要位置。

在冷战时代，继承权之争也牵涉到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问题。在苏联的政治精英和广大公民的眼中，国务活动家的地位差不多具有超自然的性质。在领导集体中，谁想继承斯大林的世界级国务活动家的衣钵并与其他大国谈判呢？谁将集洞察力、智慧和对世界大势的理解力于一身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苏联的利益呢？克里姆林宫游戏中的胜者，不仅会获得对党和国家庞大的官僚体系的绝对控制权，还将领导共产主义世界和“进步人士”与资本主义世界展开殊死的较量。

如果早一点举行峰会，就像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5月建议的那样，就有可能削弱莫洛托夫在外交事务上的地位，并把作为政府首脑的马林科夫置于国际关注的中心。不过，到了1954年底，马林科夫的机会之窗正在迅速关闭。赫鲁晓夫开始在主席团其他成员面前说，马林科夫还不够强硬，不能在将来与西方的谈判中取得成功。这个理由使得马林科夫于1955年1月22日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显得合情合理。九天后，苏共全会通过了这项决议。

在全会上，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首次向党的精英们揭露，在1953年5月“出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上，马林科夫曾经支持过贝利亚。赫鲁晓夫告诉全会，1953年春，他“经常对其他同志，特别是莫洛托夫同志说：现在丘吉尔这么急于会谈，我真担心如果他最后与马林科夫面对面的时候，马林科夫会临阵畏缩，举手投降”。事情的关键很清楚：这位主席缺乏骨气，所以不能代表苏联参加与资本主义领导人的峰会。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得不换掉马林科夫。日内瓦谈判需要另一种类型的人。”事实证明，只有赫鲁晓夫本人才是那“另一种类型的人”。

声称忠于集体领导原则的赫鲁晓夫，拒绝同时担任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而是建议由他的朋友、国防部部长尼古拉·布尔加宁担任后一个职务。这一选择证明了赫鲁晓夫早先对马林科夫批评的虚伪性：新的政府首脑给人的印象恰恰是特别软弱。斯大林是认为他这个人没有危害，才会把武装力量交给他（领袖之所以宁可把如此关键的权力交给一个软弱的人，那是因为他担心碰到一个潜在的波拿巴）。跟这种人搭档，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不会受到挑战。同时，赫鲁晓夫在1955年2月又得到一个重要职位，成为最高国防委员会这个负责国防事务和武装力量的常设机构主席。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新任国防部部长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他现在是赫鲁晓夫的坚定盟友）、中型机器制造部（这是个为掩人耳目而杜撰的名称，实际上是指核武器综合体）部长维亚切斯拉夫·马利舍夫（Vyacheslav Malyshev）。赫鲁晓夫实际上成了苏联的总司令。从此以后，从莱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个职务就一直由党的总书记继承。

新的权力基础让赫鲁晓夫得以插手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这些他所不熟悉的领域。他早先反对过“和平攻势”中的某些主张，那是因为他的竞争对手们赞成它们。现在，他又开始回到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提出的、曾经被他说成是卖国的某些对外政策主张，从而使未来几年成为苏联在对外政策上最富有成果、最具革新意识和最温和的一段时期。不过，克里姆林宫的寡头们暂时还要继续遵循集体领导的方式。自己并没有要做领导人野心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成了第一书记在外交上可以信赖的、忠实的良师益友。另外，就像历史学家艾琳娜·祖博科娃（Elena Zubkova）说的：“马林科夫这个人习惯于妥协，这对冲动而粗鲁的赫鲁晓夫可以起到平衡作用。”中央主席团的新成员朱可夫、马特维·萨布罗夫（Matvei Saburov）和米哈伊尔·别尔乌辛（Mikhail Pervukhin）也都积极地参与到外交事务的决策过程中。

然而，对于赫鲁晓夫此时推动的对外政策倡议，莫洛托夫依然是最坚定的保守的批评者。1954年秋以来，从开垦荒地到防务控制，莫洛托夫与赫鲁晓夫几乎在每一项议题上都相互反对。在1955年2～4月就奥地利中立问题进行谈判期间，两人当真开始了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奥地利政府担心遭遇和德国一样的被分裂的命运，就向克里姆林宫主动提出谈判，就结束苏联占领问题单独达成协议。莫洛托夫表示反对，“对于苏联从奥地利撤军的后果，我们承担不起”。一份由资深外交官提交的1953年11月的秘密备忘录也附和道：“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把奥地利交到美国人手中，从而削弱了我们在中欧的中、南部地区的地位。”相反，赫鲁晓夫则表示，奥地利的中立会削弱北约的力量。主席团的多数成员都同意他的看法。在苏联与奥地利达成协议之后，得意扬扬的第一书记利用一次非正式的机会在招待会上向莫洛托夫的外交部副手们摇起了手指。他说，从现在起，他们必须从“党的领袖”而不是自己的上司那里接受指示。

苏联官方代表团对南斯拉夫的访问（1955年5月26日～6月2日）给了莫洛托夫在外交事务上的地位以最后一击。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当时成了国防部部长的格奥尔吉·朱可夫，想要弥合苏南之间的裂痕，并准备为斯大林在1948-1953年发动的反铁托运动道歉。他们相信，与南斯拉夫重归于好将会使该国回到苏联的怀抱，从而提升莫斯科在南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然而，在莫洛托夫看来，铁托政权永远不会成为苏联的一个负责任的伙伴。列宁著作中的话让莫洛托夫底气十足。他声称，任何赞扬南斯拉夫领导层的人都“不可能是列宁主义者”。莫洛托夫执意反对访问南斯拉夫，所以他甚至没有进入代表团的名单。问题的关键是，由谁——莫洛托夫还是赫鲁晓夫——来界定“列宁主义者”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含义。主席团内部的不和越来越严重，赫鲁晓夫只好转而向中央全会寻求支持，反对那位执拗的外交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