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第3/13页）

1955年7月4～12日，就在各大国十年来的首次峰会，即与美、英、法领导人的日内瓦会议前夕，苏共召开了全会。结果，此次全会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根本动机进行了非常坦率的讨论。主席团的寡头们第一次在党和国家的广大精英面前，披露了克里姆林宫政治斗争的隐秘细节。赫鲁晓夫知道，在这些精英的眼中，莫洛托夫是个曾经与列宁和斯大林并肩工作过的人。因此，他和他的支持者就选择了在业务和布尔什维主义方面抨击莫洛托夫的权威性。

赫鲁晓夫对主席团在奥地利问题上的争论作了十分详细的说明。他说，莫洛托夫荒唐地认为奥地利可能会再次被西德吞并，因而坚持要求苏联必须保留让自己的军队再次进驻奥地利的权利。南斯拉夫问题触及苏联冷战观的意识形态内核。克里姆林宫决定承认南斯拉夫是“真正社会主义的”，这就意味着斯大林的政策是错误的，莫斯科在领导共产主义阵营方面的绝对权威是可以被质疑的。莫洛托夫认为，这样做会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遭遇危险的滑坡。他的主要论点是，南斯拉夫版的“民族取向的社会主义”可能会传染给其他共产党。莫洛托夫警告说，这将会使莫斯科失去对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控制。

赫鲁晓夫及其盟友声称，莫洛托夫反对与南斯拉夫和好，证明了这位外交部部长的冥顽不化，没有理解苏联的安全利益。布尔加宁告诉大会说，南斯拉夫重回苏联集团，将使苏联的陆、海军在亚得里亚海获得非常有利的位置。到那时，苏联军队就能够威胁到包括苏伊士运河在内的“英美军队的重要交通线”。赫鲁晓夫进一步肯定了这些看法。

在全会之前，苏联领导人是把1948年的苏南分裂归咎于“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帮”[维克托·阿巴库莫夫（Viktor Abakumov）是“间谍死神”和国家安全部的首脑]。但是在全会期间，赫鲁晓夫突然又说，苏南分裂的责任“在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下面是一段非常直接的对话：

莫洛托夫：真新鲜。我们是代表中央委员会在[给南斯拉夫人的]信上签字的。

赫鲁晓夫：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

莫洛托夫：这不是真的。

赫鲁晓夫：这绝对是真的。

莫洛托夫：现在你可以说说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赫鲁晓夫：我是主席团成员，但当时没人征求过我的意见。

赫鲁晓夫告诉代表们，与南斯拉夫的分裂只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45年后犯下的一连串严重的错误之一。第一书记还作了一个惊人的暗示：这些错误有可能是引发冷战的原因之一。“我们发动了朝鲜战争，到现在还要收拾残局。”“当初谁需要那场战争呢？”赫鲁晓夫反问道。这句信口说出的带刺的话非常具有煽动性，所以在刊发的全会文字记录中被删去了。

莫洛托夫在此次全会上失去了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威地位，尽管他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一直保留到1956年6月。从现在起，国务活动家老大的衣钵就传给了赫鲁晓夫。对于这个新的角色，他暂时还没有把握，因而还需要与他人一起分担责任。参加1955年7月日内瓦四国峰会的代表团成员有：作为正式领导人的布尔加宁、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和朱可夫。他们在公开场合的表现，好像是一群相互平等的人。不过，艾森豪威尔和其他西方政治家很快就发现，赫鲁晓夫才是真正的首领。从现在起，他们知道西方该与克里姆林宫中的谁进行对话了。

“新对外政策”

克里姆林宫的寡头们沿用了斯大林看问题的方式。他们也像斯大林一样，感到在与美国的关系中处于劣势，不安全；而美国人也在利用他们的有利地位，不停地在苏联周围建立军事基地，扶植亲美政权[例如，1953年8月，伊朗发生政变，推翻了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sadeq）博士的政权]。他们也清楚，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希望，在斯大林死后，只要不断地对苏联施压，苏联对中欧国家的统治就会瓦解。特罗扬诺夫斯基回忆说，“赫鲁晓夫总是害怕美国会在世界上的某个地区迫使苏联及其盟友后退”。

与此同时，各位新领导人也从各自的观察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其他寡头都承认了目空一切的斯大林不可能承认的东西。从封锁柏林到朝鲜战争，苏联的政策在西欧人当中制造了对苏联发动闪电战的恐惧，因而为北约的成立奠定了基础。现在，苏联的各位领导人想要消除这一基础，减少在西欧中产阶级中存在的反苏的恐惧情绪，并鼓动北约成员国内部的反战力量。

由于莫洛托夫在1954年的外交失败，克里姆林宫对苏联的国际行为进行了反思。在由共产党人和戴高乐主义者组成的法国议会多数派挫败了“欧洲军队”（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之后，北约各国于1954年11月23日在巴黎达成一致，接纳西德作为新成员国。这就把西德与西方同盟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对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而言，显然需要在欧洲采取新的对外政策。从中央总务部部长弗拉基米尔·马林（Vladimir Malin）对克里姆林宫的讨论所做的不完全记录来看，领导集体之所以推出新对外政策，起初是专门为了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方针。不过，它在后来的势头越来越猛，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资深外交官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Andrei Alexandrov-Agentov）回忆说，赫鲁晓夫、米高扬和马林科夫是“修正对外政策上的斯大林主义传统、为解决新的世界问题开创某种意义的新路径的发起者”。

在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看来，新路径“主要有三个方面：对于东欧和中欧的‘人民民主国家’要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并将其与苏联拴在一起；如果可能，要在两大对立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建立中立的缓冲区；要在经济等领域与北约国家逐渐建立或多或少正常的和平合作关系”。就像许多西方领导人担心的那样，赫鲁晓夫的目的是要削弱北约，并最终迫使美国退出欧洲。后来在1960年2月，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承认，那就是他“最热切的梦想”。为了追求“新对外政策”的第一个目标，克里姆林宫于1955年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就像北约为美国在西欧的驻军提供了合法性一样，这个新组织也使苏联在东欧的驻军多了一条理由。而且，匈牙利的事态发展很快将会证明，新成立的这个集团是个有用的框架，可以让苏联为了“拯救”该集团内部的共产党政权而武装入侵自己的盟国。苏联人的行动似乎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整个同盟的利益。最直接的好处是，由于苏联即将从奥地利撤军，条约使它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部署军队获得了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