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第2/15页）

马林科夫很可能提前就知道了这些观点，所以他就再次决定抢在领导集体的其他人前面，发表权威性的意见。1954年3月12日，部长会议主席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苏美之间的冷战倘若继续下去，就会引发敌对行动，而“使用现代武器的敌对行动意味着世界文明的终结”。这种说法严重偏离了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政治话语。例如，米高扬在同一天的讲话中就老调重弹，说“苏联拥有的氢弹是一种防止侵略、维护和平的手段”。

马林科夫的讲话反映出克里姆林宫的核恐惧在不断增加。1954年2月4日，苏共书记处批准对军队和政府部门的防空洞以及掩体进行升级，以防发生核战争。不过，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利用马林科夫对党的路线的偏离，指责他是思想异端。他们声称，他的悲观主义论调会削弱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盟友的士气，因为它怀疑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他们还从“现实主义”立场抨击他的讲话。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任何对原子武器的担忧，都可能被敌人理解为软弱的征兆。马林科夫接着就在下一次公开讲话中承认，核战争实际上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

据莫洛托夫说，如果再次发生战争，那将导致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最终胜利”。国防部部长尼古拉·布尔加宁和苏军高层大部分人也都同意这种说法。他们仍然拒不承认热核武器的革命性影响。1954年9月，主席团批准在靠近乌拉尔山脉的托茨科耶（Totskoye）进行军事演习。为了训练部队，那里引爆了一颗与广岛的同一类型的原子弹。观摩此次演习的布尔加宁等一群元帅和将军们乐观地认为，在采取某些预防措施之后，苏军有能力进行原子战。

赫鲁晓夫尽管在公开场合对核战争表示乐观，但他起初对热核武器显示出的威力非常不安。他的儿子回忆说，在1953年8月苏联的核试验之后，赫鲁晓夫看了一部有关核爆炸的保密影片，回家时情绪低落，好几天都无法平静下来。影片显示，在距爆心投影点几十英里的地方，房屋被摧毁，人也被击倒。试验的一位目击者回忆说，爆炸的影响“显然有点儿超过了心理的承受能力。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还不像这样令人毛骨悚然，虽然它当时的可怕程度要超过那场仿佛还历历在目的战争中所见到的一切”。1941～1944年间有过恐怖的战争经历的赫鲁晓夫，想必是又一次感到不寒而栗。后来，在与一位埃及记者交谈时，他承认他当时深受震动：“当我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并了解到有关核武器威力的全部实情时，我好几天都无法入睡。”

在最初的震撼过后，赫鲁晓夫意识到，如果苏美之间彼此都对热核武器的威力心怀恐惧，那就可以防止未来发生战争。他觉得艾森豪威尔政府虽然做了许多准备，口头上也很强硬，但不会动用如此可怕的武器，尤其是在美国人害怕可能会遭到还击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生性乐观的人，赫鲁晓夫把自己的焦虑转化成克服美国优势的决心。在他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之后，便马上开始对苏联的武装力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到1955年初，他中止了斯大林建设一支庞大的海军的计划，理由是它经不住新武器的打击，不管是常规武器还是原子武器。他就像艾森豪威尔早先那样，开始相信导弹将主导未来的战争。

对核战争的恐惧并没有改变赫鲁晓夫对革命与帝国范式的信念。的确，他不再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那样，认为未来战争将把世界变成共产主义世界。但他认为核恐惧彼此抵消，对美国比对苏联更不利。它意味着“美帝国主义”虽然在经济、财政、技术和军事方面占有优势，但不敢挑战共产党对中欧的控制。再者，在双方都怀有核恐惧的情况下，苏联及其盟友会有更多的机会推动去殖民化、反帝国主义斗争和共产主义等各项事业，使之远远超出苏联的范围。在赫鲁晓夫看来，苏联的领导体制也有一点胜过美国的政府，那就是它相对来说不会受到“国内的阻挠”。也就是说，公众对核战争的恐惧可能会与美国政府的全球目标发生冲突。苏联的宣传机器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对哪怕一点点的反战迹象都要加以压制。它还利用雄厚的资源，防止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精神的退化。除了马林科夫的讲话之外，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都有意回避核战争的后果问题，以免苏联人民会产生恐慌情绪。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学校没有民防演习（虽然苏联儿童要接受大量的准军事化训练），报刊和电台也很少报道核试验的消息——不管是美国的还是苏联的。物理学家们在1954年4月的那封有名的信件从来没有发表。

不过，苏联民众对原子弹实际上是有所了解的，而且也知道广岛被毁灭的情况。不仅是值班士兵，就连许多平民看到空中的飞机也都感到不安，生怕它们是“艾诺拉·盖伊”。核武器时代的现实与苏共此前的意识形态教条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这种明显的不一致引发了疑问和怀疑。1954年夏，苏共书记处书记彼得·波斯佩洛夫向赫鲁晓夫报告了象棋世界冠军米哈伊尔·鲍特维尼克（Mikhail Botvinnik）在其给党的领导人的信中所犯的“错误”。鲍特维尼克问，人们该怎样把核战争有可能造成的灭绝的危险与官方意识形态认为战争是由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为追求利润而发动的观点协调起来？苏联是否应该与这些帝国主义分子达成和解？这种和解是否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这些问题正好切中苏联意识形态以及冷战宣传的要害。

1955年11月22日，苏联的核武器设计人员成功试爆了一颗160万吨级TNT当量的炸弹。与1953年8月试爆的那颗不同的是，这是颗真正的“超级炸弹”，利用的是核辐射压缩原理和核聚变。伊戈尔·库尔恰托夫和他的设计人员知道，他们现在可以像美国人一样制造几百万吨级TNT当量的威力更强大的武器了。试验之后，安德烈·萨哈罗夫向此次试验的军事指挥官米特罗凡·涅杰林（Mitrofan Nedelin）元帅暗示说，如果有一天要用到热核武器，那将是一场大灾难。感到怀疑的并不只是萨哈罗夫。就连库尔恰托夫，苏联核武器工程的科学主管，也有了反战的想法——这让赫鲁晓夫极为不满。

在军队高层，意识形态上的乐观主义和军人的好勇斗狠盖过了对核战争的恐惧。取代布尔加宁成为国防部部长的朱可夫元帅是个例外。他同意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5年7月所说的随着原子弹和氢弹的出现，许多在过去是合理的观念都变了。朱可夫强调，“他个人明白这种武器的危害性有多大”。总统与元帅还一致认为，只有通过逐步建立互信和控制军备，才能使双方摆脱目前的困境，克服彼此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