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第4/15页）

与此同时，对新式装备的需求以及各种研发计划都在激增，远远超过了所拨付的资源。1958～1961年，苏联的军工产量增长了一倍多，从占苏联国民收入的2.9%增加到5.6%。事实证明，战略导弹要比赫鲁晓夫原先想的还要费钱。建造发射场和发射井，包括在哈萨克斯坦秋拉塔姆（Tyuratam）的新的巨型综合体以及用于大批量生产战略武器的巨型工厂，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核武器和导弹计划要求建造“保密城市”，要能够吸引最优秀的劳动力并为他们维持高水准的生活。乌拉尔地区车里雅宾斯克附近的斯涅任斯克（Snezhinsk），作为苏联的第二个核试验室所在地，也是其中之一。到1960年时，其人口已达两万。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iarsk）附近的另一座“保密城市”，在1958年开始生产武器级的钚。反应堆和22个车间就位于地下200-250米深的巨大的人造洞穴；该综合体有自己的地铁系统和能够容纳数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以及为之提供服务的高质量的城市基础设施。

鉴于承诺的与能够办到的差距越来越大，赫鲁晓夫迫不及待地想尝试一下他的“新面貌”。他希望在德国问题上取得突破，并利用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大大节约苏联的国防开支。

“新面貌”在柏林的尝试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给美、英、法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在六个月内把西柏林变成“自由市”，要么他将采取单边行动，把西方进入柏林的通道交给东德政府控制。起初，这位容易冲动的苏联领导人准备宣布作为西方列强在柏林存在的基础的波茨坦协定作废，因为西方人违反了这些协定。不过，他意识到这个极端的做法从长远来看有可能损害苏联的外交，于是就把重点放在“自由市”这个想法以及莫斯科可能与东德单独达成和约协议上。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最终期限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一再后延。由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拒绝同意最后通牒中的要求，赫鲁晓夫的这着棋造成了东西方之间的僵局，也称第二次柏林危机。一开始，他的办法似乎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北约在苏联新的压力之下，出现了明显的分裂。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于1959年2月匆忙到访苏联与赫鲁晓夫会谈，公开表示要调解他与艾森豪威尔之间的矛盾。5～8月，搁置已久的有关德国问题的外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最后，艾森豪威尔在7月份向这位苏联领导人发出了访美邀请。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的各项成果，从赫鲁晓夫的角度看是乐观的。艾森豪威尔承认，处于东德腹地的柏林成为一个被分割的城市，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他似乎同意在定于1960年春的四国峰会的框架范围内，重新探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

关于此次冲突的缘由，人们的看法存在分歧。霍普·哈里森认为：“在危机期间一直影响赫鲁晓夫的是他对民主德国的关切，再加上他想通过与西方的成功的谈判去赢得声誉。”其他学者则认为，此次冲突乃是这位苏联领导人为了反击西德与北约的逐渐一体化以及美国的“核共享”计划，是北约主张“率先打击”的核原则引发的，因为这些都威胁到了苏联的安全。有证据表明，克里姆林宫对西德有可能获得核武器非常担忧。

关于柏林危机，赫鲁晓夫有着多重动机。首先，他要维护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的存在，这是他在批判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时候一再公开声明的。其次，他决心证明他的“新面貌”能够让西方列强放弃遏制战略并开始与苏联谈判。最后，正如其言论所暗示的，他希望在柏林的胜利会导致西方帝国主义在全球的瓦解，从而有助于推动亚非各国的革命进程。

至于自己的儿子谢尔盖的担忧，赫鲁晓夫嘲笑说，“没人会为了柏林发动战争。再说，当时正是把战后现存的力量均势稳定下来的时候”。据他的儿子说，赫鲁晓夫希望能够吓唬吓唬西方列强，让它们“坐下来谈判”。这位苏联领导人觉得苏联的核力量使他有可能在斯大林十年前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实现与美国关系的平等化。他想要恢复被广岛原子弹和美国的遏制战略所毁掉的大国外交的雅尔塔－波茨坦格局。

核导弹是这次冒险的核心。这位苏联领导人想把这样一种严峻的选择摆到西方各国的政府和公民面前：要么为热核战争的后果负责，要么拆除反苏堡垒。对于赫鲁晓夫在1958～1961年间采取的核边缘政策和制造危机的外交策略，人们有时候忽视了它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他的裁军运动。这位苏联领导人想要消除人们认为苏联人好斗的印象。1957年4月，赫鲁晓夫对主席团说，苏联要加紧开展禁止核武器的宣传运动。否则在西方，他说，“我们就会失去广大群众的支持”。1958年11月，苏联宣布单方面暂停核试验（几天后，美、英也宣布这样做）。1960年2月，赫鲁晓夫向主席团建议：向美国人提出，只要他们撤销在苏联周边地区的军事基地并销毁他们的战略轰炸机，苏联也会销毁他们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武器。“那样一来，北约、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这些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打造的同盟，“就都完了”。他还错误地以为，对于美国和西欧的担惊受怕的公众来说，该建议是无法拒绝的。

1959年9月，应艾森豪威尔总统之邀，赫鲁晓夫抵达美国。他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发表讲话时，出于宣传目的而披露了一个“全面而彻底的裁军”计划。一方面，赫鲁晓夫想必是感到他的赌博起到了作用。他在美国到处观光，显然是很享受让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放下身段来接待“头号的共产分子”。他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依（Alexei Adzhubei）和一帮苏联记者在苏联发起了对赫鲁晓夫的小型的个人崇拜，把他说成是不屈不挠的和平斗士。这是“新面貌”的额外收获，但也许是赫鲁晓夫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另一方面，“与美国面对面的”碰撞，暴露出赫鲁晓夫对外交游戏还缺乏准备。赫鲁晓夫对美国的强大和富裕既钦佩又沮丧；他在内心深处感到局促不安并想找个借口拒绝总统的邀请。而且在西柏林问题上，他也不可能从艾森豪威尔那里得到任何具体的让步。

赫鲁晓夫特别急于向他在国内的支持者证明，他的办法可以立刻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在其极受欢迎的美国之行之后，为了给1960年在巴黎再次举行的峰会做准备——届时他希望在德国问题上迫使西方让步——这位主席决定阐明自己的主张对于经济的影响。1959年12月，在给主席团成员的秘密备忘录中，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极为彻底的裁军计划。他认为，苏联不再需要庞大的陆军，核武器和导弹部队会对潜在的入侵者构成足够的威慑。这项改革在政治、道义和经济上对苏联“大有好处”。1960年1月12日，赫鲁晓夫在对最高苏维埃讲话时宣布，三年内裁军120万人。有25万军官不得不退伍，许多人都没有得到适当的物质补偿、再培训、养老金或住房。在赫鲁晓夫看来，这次军队改革只不过是一个月前成立战略火箭部队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