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3/16页）

1965年越南战争的升级在后赫鲁晓夫时代的克里姆林宫引发了第一次对外政策大讨论。苏联领导层以前没有意识到越南和印度支那在地缘政治上有什么重要意义。他们徒劳地劝说河内，不要对南越发动战争。历史学家伊利亚·甘杜克（Ilya Gaiduk）认为，他们是担心战争“阻碍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缓和进程”。然而，美国的直接干预让政治局不得不采取行动。现在，要求对意识形态上的兄弟承担责任的呼声占了上风。支持采取亲中的对外政策的人开始认为，通过联手帮助北越，苏联对越共的援助会制造苏中和解的机会。苏联开始增加对北越的武器供应和其他形式的援助。

1965年2月，柯西金在安德罗波夫以及苏联其他许多官员和幕僚的陪同下出访远东，以期建立对外政策新战略。他名义上的目的地是河内，但却两次在北京停留。他会见了周恩来并在回国途中会见了毛泽东。柯西金北京会谈的效果是令人沮丧的：固执僵化的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非常好斗；他们攻击苏联的“修正主义”，拒绝在政策上与苏联人协调一致，甚至在给北越提供援助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河内的会谈对于苏联领导层来说也不太乐观。随行的安德罗波夫的幕僚亚历山大·鲍文，注意到柯西金为什么没有能够说服北越的各位领导人不要与美国发生全面战争。越南人和苏联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都信仰马列主义，但却来自不同的世界。河内的各位领导人是革命者，是地下斗争和反殖民斗争的老兵；而苏联官员则是国家的管理者，是在官僚政治的权力走廊里成长起来并获得自己的地位的。多年来，一直觉得自己是苏中权力游戏的工具的河内共产党领导人，这次打定了主意，不管牺牲多少人，也不管莫斯科怎么劝说，都要取得彻底的胜利。

然而，美国对越南的干涉撩起了苏联领导集体和军方的意识形态冲动，从而使苏美关系的形势急转直下。苏共在苏联各地组织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示威活动和“与越南人民团结一致”的集会。对于约翰逊政府为了启动限制战略武器竞赛谈判而进行的最初的接触，政治局故意反应冷淡。此外，美国于1965年2月对河内和海防港的轰炸也令柯西金怒火中烧，因为他当时正在北越作正式访问。在苏联的对外政策精英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不值得为了北越而得罪美国。不过，随着抗议美国轰炸的声势越来越大，这些人被迫放低了姿态。

1965年5月，美国在加强轰炸北越的同时，又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干涉。消息传来，政治局群情激昂。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把在越南和中美洲新出现的情况说成是全球对抗的升级，并认为：“继多米尼加事件之后，就要对古巴动手了。”他提出的对策是，苏联要采取“积极的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在柏林和与西德接壤的边境地区进行佯动，并把空降兵等部队从苏联境内部署到东德和匈牙利。就像米高扬回忆的，这位国防部部长“强调我们应该做好袭击西柏林的准备”。

1966年年中，鲍文回忆说，为了对美国在越南采取的使战争升级的新行动做出回应，苏联军方和政治局的某些成员又开始提出，要灭灭美国人的威风并通过展示苏联的军力来威胁他们。然而，即便是力主与美国摊牌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苏联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影响华盛顿和河内在越南的政策。此外，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还令人记忆犹新。米高扬、柯西金、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都赞成采取遏制政策。

1967年，若干新的打击接踵而至，并在情感上向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提出了挑战。东南亚共产主义阵营当时是一片断壁残垣。在苏加诺（Sukarno）总统下台之后，有大约30万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遭到苏哈托（Suharto）将军领导下的军队的谋杀；苏联失去了它在印度尼西亚的全部影响力。而在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击溃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联军。从雅加达到开罗，苏联的影响力似乎正在土崩瓦解。阿拉伯各国的溃败让苏联领导层和精英们大为震惊。政治局可以不帮苏加诺，但中东就完全不同了。以色列的胜利在苏联国内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苏联犹太人当中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表示同情的越来越多，而且他们还以1948年以色列宣布立国以来最为明显的方式，表现出他们与以色列的团结一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犹太会堂，克格勃的密探听到人们在称颂以色列的国防部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并要求得到武器为以色列而战。不过，最令人难堪的是国际影响。政治局把与激进的阿拉伯政权的同盟关系，视为自二战以来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大的地缘政治成就。苏联官员在意识形态上鼓吹与阿拉伯人的一致性，并在军事、情报和心理上给予埃及和叙利亚以广泛的支持。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又担心，如果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再次发生战争，就有可能导致苏美紧张关系的升级和美国站在以色列一边更多地插手中东事务。

在阿以“六日战争”期间以及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政治局几乎在不停地开会。一位与会者在其日记中记下了那些日子的阴郁情绪：“在纳赛尔放出那些狠话之后，我们没有料到，阿拉伯军队瞬间就被打败了。”政治局必须重新设计在该地区的政策。但在专门召开的党的全会上，反犹太复国主义情绪和意识形态规划却压过了务实的考虑。苏联领导层决定自1953年以来再次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直至它与阿拉伯国家达成和解并把土地归还给它们以换取安全保证（根据联合国第242号决议）。少数专家意识到，这样一来，实际上就冻结了苏联在该地区的外交活动。但包括葛罗米柯和苏斯洛夫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支持这个新的路线。与此同时，苏联人迫切想要维持其在中东的存在。他们继续在埃及和叙利亚投资，为了挽回损失又砸进去了许多冤枉钱（仅埃及就欠苏联约150亿卢布）。结果，苏联在中东的外交遭到了阿拉伯激进主义的绑架，可以予取予求。这次，新领导集体又像在越南一样，证明自己是革命与帝国范式的囚徒，而不是设计师——这与斯大林截然不同。莫斯科只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不久，才与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

“六日战争”鏖战正酣的时候，政治局派柯西金赴美与林登·约翰逊总统进行紧急会谈。新泽西的格拉斯博罗（Glassboro）会谈本来有可能重启冷静而务实的峰会——那被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0～1961年搞砸了。约翰逊总统越来越急于结束印度支那的战争。他已经做好深入谈判的准备。他要苏联人充当调解人解决越南问题，并建议就共同削减战略武器和军事预算进行谈判。约翰逊和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特别想就禁止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进行谈判。不过，柯西金并没有准备当真进行谈判，而且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也激怒了他。多勃雷宁在峰会上注意到他在谈判中显得“不太情愿”。更糟的是，柯西金完全误解了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有关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意图。他一反常态，生气地说：“防御是道德的，侵略是不道德的。”而据多勃雷宁看来，“莫斯科当时最想在进攻性战略武器方面实现核力量的均势”。还要再过几年，当勃列日涅夫作为政治领导人和“和平缔造者”崭露头角的时候，后赫鲁晓夫时代的领导集体才会准备与美国进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