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4/16页）

勃列日涅夫的布道

在所有这些危机中，勃列日涅夫从头至尾都参与了政治局的对外政策讨论，但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他避免采取明确的立场。苏共的这位新领导人知道，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他跟他们在经验、知识、精力和性格上都不在同一级别。勃列日涅夫与党内那些在二战中、在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中扶摇直上的官员一样，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很强，但所受的教育和对于社会的认识都非常有限。他也像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员一样，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而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不过从日记的内容来看，总的来说，他缺乏知识和精神方面的兴趣。勃列日涅夫所记的大多是自己个人生活中平淡乏味的琐事，这让历史学家们极为失望。

俄罗斯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Dmitry Volkogonov）把勃列日涅夫描写成所有苏联领导人中最为平庸单调的人。他认为勃列日涅夫有“党的中级官员所特有的那种心理——自负、谨慎、保守”。的确，那些从勃列日涅夫在军中服役时就认识他的人，在谈到其领导素质时都显得不以为然。勃列日涅夫的一位老战友的评价是：“列昂尼德永远不会头脑发热。”

赫鲁晓夫的垮台让勃列日涅夫一下子跃居政治领导层，这让他总觉得需要心理上的支持。他向自己的对外政策助理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抱怨说，他从来没有处理过对外政策问题，在这方面一无所知。他老实承认，自己的见识还停留在党的地区书记上。“我在这儿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只能通过桌子上的报纸来了解世界。”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后来还回忆说，勃列日涅夫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素养很差，而且他深知这一点。“他认为当时还不能做‘非马克思主义的’事情——全党和全世界都在看着他。”可以料到，有着这样一种背景的勃列日涅夫本来会加入强硬派，并在苏联那帮教条、僵化的制定政策的人当中找到一个妥当的位置。他的行为起初也的确是这样。所以，当勃列日涅夫后来成为苏联领导层中缓和路线的主要辩护者时，人们感到非常意外。正如事实表明的那样，他个人的观点和性格的其他方面也促成了这种令人意外的转变。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其关于俄罗斯思想者的书里区分了“狐狸”和“刺猬”：前者知道许多真理，而后者只知道一个、但却是最重要的真理。勃列日涅夫不是思想者，但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就像柏林说的刺猬一样，有一个强烈的信念。这个信念朴素得可以让人们敌意全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在勃列日涅夫与外国领导人会晤期间，他对他们多次提到他与自己的父亲——一个钢铁工人——在二战开始时有过的一段对话。当时希特勒正在迅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他的父亲问他：世界上最高的山是什么？“珠穆朗玛峰。”勃列日涅夫回答说。然后他的父亲就问他埃菲尔铁塔有多高。“大概300米。”勃列日涅夫回答说。接着勃列日涅夫的父亲就说，应该在珠穆朗玛峰的顶上竖一座这样高的塔，把希特勒和他的同伙都吊在那上面的绞刑架上，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勃列日涅夫当时认为那是异想天开，但接着战争就开始了。战争结束后，纽伦堡审判对被俘的纳粹领导人判了刑，其中有些被绞死了。事实证明勃列日涅夫的父亲有先见之明。这个故事给勃列日涅夫，给他有关国际关系的看法以及他的政策，实际上也就是他的整个工作和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勃列日涅夫的翻译维克托·苏霍德列夫（Viktor Sukhodrev）听过这个故事很多次，所以他将其称为“山顶宝训”。在勃列日涅夫与理查德·尼克松首次会晤时，这位苏共领导人建议说，他们应该签订一份条约——一份奇特的和平条约——针对有侵略行为的第三国。美国人将其理解为一种赤裸裸的企图，即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签订条约，以破坏美国的同盟关系。他们不知道，这并非政治局的诡计，而宁可说是总书记个人的梦想。

二战的经历对于当时年近四十的勃列日涅夫来说，对其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师级政治委员，他亲身经历过残酷的战斗；从1942年到1945年，他随部队一起从高加索打到了喀尔巴阡山脉。不过，他坚定地认为：为了胜利，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1945年6月，他参加了红场的胜利阅兵，还出席了斯大林为胜利者举行的宴会。多年来，他一直对斯大林敬仰有加，视之为战争领袖。到1964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成员，并以此身份监督苏联的空间计划和军工综合体的众多项目，包括核武器的生产和导弹发射场、发射井的建造。由专门的代笔者撰写的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充满了溢美之词，但对其人生中的这些关键篇章只是草草带过。

类似的经历让许多高级干部，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的密友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烈·格列奇科，都变成了扩军备战的坚定的支持者。勃列日涅夫也认为应该做好军事准备，但他对于战争的前景也发自内心地感到担忧，并想在大国间通过谈判来实现和平。他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一样，都认为扩军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它可以成为达成国际协议的前奏。这种认为实力与和平并不彼此矛盾的信念，到20世纪70年代会引起许多麻烦——当时苏联不断地扩充战略力量，结果授人以柄，让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评论家和五角大楼的专家们可以声称，克里姆林宫在谋求军事优势。他们有关日益严重的“苏联威胁”的公关运动，结果会破坏苏美缓和的势头。不过，在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的信念有助于使他明白，必须要跟美国合作。

勃列日涅夫对于赫鲁晓夫从1956年开始在对外关系上采取的核边缘政策和制造危机的做法深恶痛绝。在古巴导弹危机已经过去二十年后，他对挑起危机的赫鲁晓夫仍然是怒不可遏：“我们差点就滑向核战争！为了摆脱这一结局，为了让世界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我们付出了多少努力！”对于柏林危机，他也有同样严厉的批评。1971年11月，他对幕僚们说：“坦率地讲，我们在外交上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反而在柏林建起了中国墙，并希望以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消除赫鲁晓夫核边缘政策的后遗症并为世界和平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将成为20世纪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在对外政策上采取积极行动的主要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