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3/18页）

起初，勃列日涅夫对于这场愈演愈烈的乱局敬而远之；他并不反对犹太人，但同时他也不想在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上引火烧身。白宫一再恳求他出手相助，这让他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在得到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支持之后，他悄悄地让克格勃和内务部免掉了大部分申请移民的犹太人，特别是中老年犹太人的退出税。奇怪的是，对于勃列日涅夫的非正式指示，各个官僚机构竟然未加理睬，所以在1973年春，有些要移民的人仍然被要求缴纳退出税。在开始实行退出税的头两个月，不到400名犹太人为了获得离开苏联的权利而缴纳了150万卢布。

华盛顿又传来了新的信号。3月20日，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从会议的文字记录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的谨慎。他必须考虑到犹太人问题的敏感性和爆炸的威力。他与同事们谈了自己对于放开斯大林给苏联犹太人文化生活设置的禁令的可行性。不过，他很快又补充说，他提这件事只是让大家考虑。结果，退出税被取消了，但只是“非正式地”，以示并非因为屈服于美国亲犹团体的游说。勃列日涅夫还与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柯西金和格列奇科达成一致：对于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某种技能的人，对于来自保密实验室和军方实验室的专家，或者顶尖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员，是不能发给退出签证让他们去以色列的。对此，他坦承是“因为我不想找事，再去和阿拉伯人争吵”。由国家强加于犹太人的整个歧视性的体制依然原封未动。

数年之后，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写道，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在犹太移民问题上的立场是“不明智的”。这种看法忽视了由于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而摆在苏联缓和设计师们面前的两难局面。对他们而言，与美国的贸易和金融协议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和实实在在的价值。与此同时，美国开出的新条件又完全无法接受，因为它们违背了平等与均势的原则，而该原则是苏联推动缓和的主要目标。他们不明白，对于对自身也有利的经济协议，美国为什么要对别的超级大国规定政治条件？要是苏联的犹太人不受限制地移民以色列，中东的阿拉伯盟友会怎么说？更棘手的是给国内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带来的麻烦：如果当局允许大规模移民，那么，说苏联是没有人离开的“社会主义天堂”，说犹太人正在融入“苏联各族人民的大家庭”，这样的宣传就会受到严重的破坏。为什么只允许犹太人移民？苏联的其他族群会怎么说？文化精英和官僚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有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对犹太人太宽大了。民族主义分子把矛头指向勃列日涅夫，说他的妻子是“犹太人”[维多利亚·勃列日涅夫（Victoria Brezhnev）出生于卡拉派家庭，而卡拉派一贯信奉犹太教]。对于这些流言蜚语，勃列日涅夫不可能充耳不闻，它们有可能会在政治上削弱他的权威性。

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还是准备帮助尼克松对付亲犹太人的反对派，让经济与金融协议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到1973年3月，总书记在不断地与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格列奇科、内务部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Nikolai Shchelokov）以及其他官员沟通，要为犹太移民问题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既让美国人满意，看上去又不像是屈服于外在的压力。在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激动地批评了那些在背后破坏他的缓和大计的苏联官员。他恳请自己的同事：“我们要么靠这个买卖赚一笔，要么继续我们本来打算对美国采取的政策。杰克逊抢先了一步。要是到头来事情朝着他的方向发展，那我们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白费了！”经过这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结果出台了专业人员移民的限额制度，并同意经由秘密渠道告知尼克松和美国的参议员，退出税将只适用于特殊情况。

但是有限的让步并没有能够平息杰克逊及其盟友的怒气。反对派得寸进尺，又要求一般的移居自由。新保守主义者，这些当时聚集在杰克逊周围，日后又跑到罗纳德·里根的共和党那边的冷战斗士，拒绝与苏联政权的任何妥协。尼克松没能摆平由犹太人、自由派和保守派联手组成的反对派，这对美苏关系来说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它排除了扩大经贸往来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多么渺茫——而扩大经贸往来本来是可以扩大美国社会支持缓和的政治基础的。而且它还助长了反对派的信心，要对缓和施以更多的打击。这个反对派很广泛，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1933年之前反对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个运动。意识形态的原因——它在1933年时导致拒绝承认主张无神论的布尔什维主义——以及在此时凸显的人权问题，压倒了对于安全及经济利益的考虑。

这一新的形势意味着尼克松与基辛格从实用政治出发采取的对苏政策的终结。而且在苏联的异见知识分子与美国的媒体、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人权组织之间，逐渐结成了新的跨国同盟。失意的去斯大林化的倡导者、犹太人、反苏维埃的民族主义分子以及自由派民主人士，在莫斯科开始向美国记者呼吁，要求对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施压。他们把美国那些反对缓和的人，尤其是杰克逊参议员，视为自己的天然盟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也像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一样，相信缓和是苏联的险恶阴谋，认为与克里姆林宫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突然之间，勃列日涅夫的缓和大业在内部出了问题。苏联统治机器中的意识形态保守派此时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与西方恢复友好关系给政权带来了危险，因为它让美国成了苏联社会中的特洛伊木马。逮捕、精神病院和克格勃的迫害，并不能解决异见分子问题，只能火上浇油。犹太激进分子开始找苏联的驻外机构的麻烦，后来甚至向它们投掷炸弹。勃列日涅夫不时地打电话给安德罗波夫，要他“多加小心”。这位克格勃首脑对于国际舆论也出人意料地敏感起来。他担心自己这辈子会像贝利亚和自己的各位前任一样，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领导者。正如其心腹所回忆的那样，“安德罗波夫想要清清白白地离开国家安全首脑这个岗位的愿望非常强烈，以至于它很快就成了一个心结”。

安德罗波夫解决问题很有一套：他主张进一步放开犹太人的移民，同时把大部分喜欢发表意见的异见分子赶到国外。克格勃开始把一种严峻的选择摆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的异见人士面前：要么是长期监禁，要么就通过“犹太人的渠道”移民国外。在20世纪70年代，60年代自由民主运动中的许多人物，包括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选择了离开苏联。有些人，像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和亚历山大·金茨堡（Alexander Ginzburg），是从牢里被送到国外的。大提琴演奏家姆斯季斯拉夫·洛斯特罗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和他的妻子、歌剧演员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Galina Vishnevskaya）被剥夺公民权的时候还在国外巡回演出。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虽说无情，但不流血，所以勃列日涅夫喜欢。它可以让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其国内的强硬派朋友与西方的“朋友”之间左右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