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4/18页）

20世纪60年代的去斯大林化运动中的偶像级人物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依然是现政权的心腹之患。这位作家公然藐视苏联当局。1968年9月，就在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月之后，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和《第一圈》在欧美的出版为他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197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截然不同，索尔仁尼琴似乎很享受由国家发起的声讨他的运动，而前者却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于1958年宣布放弃这一奖项。

对于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政治局进行了三番五次的讨论；他的案件成了领导层在国内异见分子以及缓和与西方关系的问题上，各种立场交锋的触发点。安德罗波夫建议政治局让索尔仁尼琴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然后乘机剥夺他的公民权。但勃列日涅夫的朋友和安德罗波夫的竞争对手、内务部部长晓洛科夫表示反对。他建议“要努力争取索尔仁尼琴，而不是把他抛弃掉”。在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前夕，政治局再次讨论了索尔仁尼琴问题。安德罗波夫和柯西金建议驱逐他，但却再次什么也没做。政治局的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表明，哪怕是意识形态的保守派，去斯大林化和文化“解冻”也对他们有着深刻的影响。1958年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曾经引起国际舆论的哗然，更近一点的是1965年对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的审判和监禁，这些都让政治局极不情愿再让苏联文化精英中的任何人成为殉道者。

1973年夏，在克格勃没收了索尔仁尼琴描写斯大林主义恐怖行径与劳改营的《古拉格群岛》的大量手稿之后，索尔仁尼琴案件再一次被提交给政治局。这个新的证据导致了无论是索尔仁尼琴还是勃列日涅夫恐怕都不希望看到的结局。1973年9～10月，勃列日涅夫否决了安德罗波夫把这位作家逐出苏联的建议。他担心这样做的负面影响有可能波及勃兰特和尼克松，并连累到自己的国外之行。他再次把此事搁置下来，并任命了一个处理索尔仁尼琴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但这位作家在使命感和保护自己及家人的愿望的驱使下，率先在西方发起公关运动。他发表了《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公开信》，并在信中强烈要求他们用俄罗斯东正教的信仰取代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1974年的头一天，西方媒体宣布《古拉格群岛》的俄文版出版。

七天后，在讨论了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上苏联的外交努力之后，勃列日涅夫提起了索尔仁尼琴案件问题。安德罗波夫又提出他以前的方案，快刀斩乱麻，把这位作家逐出苏联。葛罗米柯支持安德罗波夫的看法，但建议再等一段时间，等到赫尔辛基大会结束。这时，尼古拉·波德戈尔内要求立即逮捕这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桂冠诗人：“在中国，他们公开处死人民；在智利，法西斯政权枪杀并拷打人民；英国人在爱尔兰利用制裁对付劳动人民；而我们在处置一个明目张胆的敌人时，却选择逃避。如果驱逐索尔仁尼琴，就会暴露出我们的软弱。”柯西金支持这一建议，并表示应该对索尔仁尼琴进行公审，然后送到西伯利亚东部的矿井里，“外国的记者是不会去的，因为那里的天气太冷了”。实际上，他们两人都怪罪于勃列日涅夫的软弱，并暗示：勃列日涅夫在国外的访问以及他玩弄缓和的做法开始损害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就连一向支持勃列日涅夫的安德烈·基里连科也挖苦说：“每当我们谈到索尔仁尼琴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这时就会恰好发生某些重要的[国际]事件，于是我们就把决定往后拖。”最后，勃列日涅夫同意——这一着很巧妙——最终要对索尔仁尼琴进行审判，但他对于逮捕他的事却未置可否。

在这个时候，安德罗波夫认定：政治局是想把索尔仁尼琴案件推给他，从而毁掉他的生涯。这位克格勃主席很快便通过与埃贡·巴尔的秘密渠道与西德政府达成协议，由西德向那位还不明就里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提供政治避难。在给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备忘录中，安德罗波夫警告说，“虽然我们不想损害我们的国际关系，但是，把索尔仁尼琴问题拖下去”，已经不行了，“因为它有可能给我们在国内带来极不愉快的后果”。这位克格勃首脑最后说，无所作为有可能会让许多反苏维埃的敌对集团变得更加嚣张，而如果当局不得不审判这位作家的话，则会造成“更大的损害”。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同意，于是索尔仁尼琴便乘飞机飞往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对于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来说，不幸的是，人权问题和喜欢直言的异见人士问题，并没有随那位著名作家的离去而一同消失。的确，许多异见人士都在西方湮没无闻，或者把他们的精力浪费在派系倾轧和争权夺利上。但是有些人留了下来。纳坦·沙拉恩斯基（Nathan Shcharansky）在苏联国内发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要求犹太人拥有完全的宗教和文化权利。有相当一部分犹太人由于没有通过安全审查而无法移民，这就成了美国犹太人继续反苏的口实。安德烈·萨哈罗夫和许多其他人权激进分子拒绝移民，并继续他们的社会活动。

在政治局讨论即将在1975年7月的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上签署的《赫尔辛基最终法案》草案的时候，人权问题又一次浮出了水面。“开明”外交官之一、苏联代表团团长和外交部副部长阿纳托利·科瓦廖夫（Anatoly Kovalev），说服了葛罗米柯对西欧人做出让步——后者想把所谓的第三组问题，即有关人民的自由迁徙、家庭团聚与探视，以及信息、文化、教育开放的各项条款，也放到最终法案的草案中。反过来，西方国家也同意接受东欧在二战后形成的领土与政治现状。当最终法案草案被提交给政治局的时候，政治局中的意识形态保守派极为愤怒和惊愕：难道苏联要对外来势力的颠覆和干涉开放吗？科瓦廖夫做好了应对这场风暴的准备，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葛罗米柯提出了一个历史上的根据。他把赫尔辛基协议比作1815年的维也纳大会，把勃列日涅夫比作沙皇亚历山大。葛罗米柯还举了一个例子，即他与基辛格达成的“理解”：虽然有了最终法案，但任何一方都不应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他认为苏联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且就人权而言，“在我们自己的地盘上仍然是我们说了算”。保守派不再反对了：不管怎么说，斯大林为了换取西方其他方面的让步，也在雅尔塔签署过《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