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2/15页）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现实尽管让克里姆林宫冷静了下来，但没有自动规定好一套感知（或者像现代理论家所说的“叙事”）。在克里姆林宫就跟在别的任何地方一样，现实与感知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更重要的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感知到不止一种的选择。

对于世界和苏联自身来说，最危险的就是那些年老的苏联领导人在1981年至1984年间讨论的那种选择：对于他们感受到的由于里根政府的扩军和“侵略”行为而带来的威胁进行回击。尤里·安德罗波夫与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元帅考虑过采取紧急措施，为在全面的军备竞赛中与美国保持“战略上的势均力敌”而对苏联社会和国家进行动员。尽管克里姆林宫当时准备在这方面走多远目前尚不清楚，但这种反应的基础在于不信任、恐惧和对武力威慑的依赖。甚至是戈尔巴乔夫，在他一开始执政的时候，也在安德罗波夫的观点的影响下，认为只要里根还在白宫，就不可能达成妥协。

另一种选择跟斯大林死后头几年克里姆林宫的做法相似，即按照一定的标准，单方面削减苏联的武装力量。这不是说不跟美国搞军备竞赛，而是要赢得“喘息的时间”，以便减轻军工开支给苏联经济造成的压力。与第一种选择截然不同，这种选择符合逐步改革苏联集权体制的愿望，但它需要循序渐进并要牢牢地控制住社会经济生活。直至1989年，华盛顿的大多数分析家还在怀疑和担忧这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意图所在。实际上，这种选择中的有些内容的确出现在了1986年至1987年间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成员面前提出的看法当中，并于1988年之后在“战略充足”理论中公之于众。

第三种选择是在彼此都削减武器的基础上与西方达成“友好协议”。这一选择是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与其他人一起在二战结束时提出的，而且在斯大林去世后呼声很高。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称之为“和平共处”，而且不管苏美关系中遇到什么样的失败和挫折，他们始终坚持这一点。该选择的核心是一种实用政治，与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策略并无不同。其目的是要在世界上保持苏维埃帝国的基本影响力，包括与美国在战略上“势均力敌”，留住苏联在国外的盟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各种“进步”运动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持。据切尔尼亚耶夫说，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的最初几年，相信和平共处是“常识”的选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能够共存，互不干涉”。

在这里，关键的、也是人们常常没有认识到的一点是，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过这些选择中的任何一种。虽然某些国内的批评者与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以为他在采取“和平共处”或赢得“喘息时间”的策略，但实际上，正如我下文所表示的那样，他所做的完全不同；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的行为非常缺乏连贯性，也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这一点被忠于戈尔巴乔夫的人，尤其是他的批评者在事后看出来了。即使到现在，他们在提起来的时候还认为这是错失了良机，没有走“中国式的道路”。

关于冷战的终结，第二种标准的解释是苏联国内的结构性衰退与危机。苏联的经济、生态以及日常生活质量的每况愈下——在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所谓的停滞——连同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种种日趋严重的深层次问题，与美国和西欧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形成了强烈反差。截止到1985年，苏联只能算是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国内的经济与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而且恶化的速度非常之快。美国方面有些人，其中包括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中情局首席观察家罗伯特·盖茨，意识到了形势对美国非常有利：不断加深的危机将促使苏联领导层为结束对抗而单方面采取行动，满足美国人的各项要求与条件。

甚至可以说在戈尔巴乔夫之前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的时候，苏联的老一代领导人就一致认为，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并控制军备竞赛的政策，对于国家的经济是势在必行。戈尔巴乔夫当时似乎也同意这一点。在有关记录中，他对政治局说过：这种竞赛将“超出我们的能力，我们会输掉这场竞赛，因为我们的能力已经到了极限。而且，我们可以预料，日本和联邦德国很快就可能与美国的潜能结合在一起。如果开始新一轮的军备竞赛，那对我国经济的压力相当大”

“国内的结构性的”原因是有说服力的，但更加仔细的考察表明，这种解释也是不全面的。重要之处在于，严重的经济、财政和国家危机只是在1986年到1988年间才开始的，而且由于戈尔巴乔夫的选择和政策，危机越来越严重。在这些选择和政策当中，有两点影响最大。首先，在国家的重建中，戈尔巴乔夫不是去依靠党政官员中最务实的那部分人，而是努力发展新的政治力量与运动，同时逐步削弱党和中央集权的政府机构的权力。其次，他不是在现行的政治体制框架范围内采取价格改革和削减政府补贴之类的不受欢迎的经济措施，而是鼓励迅速废除这个体制。在1988年之后，这些选择造成了政治混乱与经济灾难。戈尔巴乔夫的“疗法”在把病人推向死亡。

即便在经济与财政急剧下滑的情况下，苏联仍有可能用波将金式的体面的假象来掩盖自身的弱势，并以一种相对势均力敌的姿态与美国谈判。1988年之后，这种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决定开展激进的政治与政府改革，同时让党的机构退出经济生活，这就给国家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危机，在苏联社会内部制造出种种失控的政治离心力。全世界都看得出来，这一切就等于是革命，并且把苏联领导层都卷了进去。这些政策让苏联从根本上丧失了在国际舞台上像超级大国一样有所作为的能力。苏联沦落到一种既无力帮助自己的盟友也不能在谈判中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境地。

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也与这种认为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想要按照能够获得的最好的条件尽快结束冷战，国内的结构性危机是首要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相矛盾。首先，在1987年初危机变得严重和明显之前，苏联在谈判中的行为就开始有了大幅度的变化。其次，在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全力支持下，苏联在1989年、1990年，甚至包括1991年的一段时间中，继续投入数十亿美元，向古巴、叙利亚、埃塞俄比亚、越南等扈从国提供军事装备，而当时苏联的国库几乎已空空如也。美方企图说服戈尔巴乔夫切断对卡斯特罗的石油供应，而苏联的激进改革者甚至建议与迈阿密的反卡斯特罗古巴流亡者建立同盟。但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尽管这样做会赢得美国实权派中许多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