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3/15页）

当时，有许多学者和政治家都令人信服地指出，如果不废除苏联的旧制度，那就没有办法进行改革。尽管如此，从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模式向后共产主义的威权主义模式的逐步过渡还是可以想象的（就像在中国发生的那样）。一个得到党内高层务实派支持的领导人，本来是可以把国家财产逐步私有化的。在叶利钦执政的时候，共产党的书记和部长们摇身一变，成了银行家和富有的寡头，这一突出的现象使得一位观察家表示，甚至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时候，“党的高级官员”本来就准备“随时把马列主义整座大厦送进地狱，要是这样做才能够帮助他们保住自己的地位并继续其事业的话”。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政策不是去拉拢那些老官僚，而是带领苏联社会越过党的官员，进入“民主时代”。这种“民粹主义”很快便使自由派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恢复了元气。不过，后者几乎是立即就转而激烈攻击这位苏联领导人，并开始支持政治分离主义运动并煽动社会骚乱。这一点，再加上被疏远的党政官员的蓄意破坏，使得戈尔巴乔夫处于一种悬空状态，在政治上得不到实际的支持。由于在国内得不到政治上的认可与支持，戈尔巴乔夫就越来越多地到国外去，到西方领导人那里去寻找这种认可与支持。

有关冷战终结的第三个标准的解释是，苏联领导层内部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受到侵蚀的结果，也是1987～1989年间倡导公开性短期造成的副作用。有些学者在谈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时，以为它取代了苏联的旧思想，尤其是以阶级斗争和世界必然划分为两大阵营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就如罗伯特·英格利希在其书中所表明的那样，在苏联的当权派与知识分子当中，对世界的新看法的根源可以远溯至20世纪40、50年代。有些学者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从国际上的各种源头及其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幕僚们那里吸收的。

在改变苏联国际行为方面，思想的作用的确很大。但即便是在当时，关于这种作用也有些奇怪的地方。简单来说，戈尔巴乔夫把思想太当真了。思想在他的行为中扮演了过于重要的角色，不仅比谈判进程当下的需要重要，而且也比保护国家利益重要。真正重要的并不在于思想本身，而在于接受这些思想并使其成为自己的思想的历史人物。

反对这种意识形态解释的关键证据仍然在于存在别的方案。而按照那些方案，拒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来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首先，对意识形态的修正本来可以再缓和一些，更多地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加以控制。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助手们任由追求公开性的进程酿成了一场大揭露，让苏联对外政策的整个基础乃至政权本身都名声扫地。在知识分子当中认为应该对意识形态进行彻底修正的态度开始露头（戈尔巴乔夫本人后来也这样认为）。一些以莫斯科为根据地的修正主义者开始提出，苏联应该单方面为冷战负责，而且唯有它应该负责。他们开始认为西方的政策纯粹是反应性的，是出于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侵略行径以及极权主义威胁斗争的需要。如果采取更加稳健的方法（例如当今中国的做法），本来是可以对历史修正主义加以约束并消除其之于对外政策的日趋极端化的压力的。

摈弃旧的意识形态本来可以导向务实而灵活的态度和某种实用政治，更多地基于对国家利益的适度而清晰的构想，而非基于崇高的原则和思想。当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84年说人们可以和戈尔巴乔夫交往的时候，让她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引用了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的话，后者主张把对外政策建立在“永恒的利益”基础上。但苏联在1988～1991年间对外政策的基础却远远偏离了帕默斯顿的名言。那种政策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浸透着救世精神。1987年年中，戈尔巴乔夫写了一本书，名为《改革：我国与世界的新思维》。它描绘了一幅以公正、民主的世界秩序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图景，苏联在其中将扮演关键的角色而联合国则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戈尔巴乔夫用另外一种救世观念取代了苏联对外政策一直以之为指导原则的那种革命与帝国的救世观念：“苏联的改革只是从属于某种全球性的改革，那将是世界新秩序的诞生。”

新的意识形态动机本来用不着一定要彻底放弃使用武力和权力投射。对戈尔巴乔夫的前任们以及1985～1988年间他在政治局的大部分同事们来说，积蓄力量、高压政治以及均势，可以说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有意义。与对社会主义的远景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相比，他们对权力与帝国即使不能说更在乎，也是同样在乎。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范式转换中，拒斥的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还有后斯大林时期以中、东欧为出发点的苏联地缘政治利益的整个逻辑。

在“新思维”与戈尔巴乔夫的内外政策的选择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人们可能会赞同整个那些思想观念，但在是否或者何时要进行激进的政治改革问题上——这些改革必然会导致苏联的衰落与分裂——却与戈尔巴乔夫彻底分道扬镳。对于大多数国务活动家来说，思想观念只是工具，而且要理解它们在历史上的影响，就必须仔细检查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被赞成它们的人所运用的。拿戈尔巴乔夫来说，当他企图依照其“新思维”中的想法去塑造苏联及国际关系现实的时候，他显然有点不自量力。

一个境况不佳的庞大国家的领导人，会愿意为了全球的道义事业而拿大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以及自己的政治权力基础本身去冒险，这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别的例子。即使是列宁，戈尔巴乔夫心目中的英雄，在1918年也为了保住权力而在“世界革命”的问题上有过妥协。然而，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却恰恰相反。在1988年3月由所谓的尼娜·安德烈耶娃（Nina Andreeva）的来信而引起的辩论中，他在政治局同事面前阐明了自己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他放弃了安德罗波夫主张的稳健的现代化道路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比较冒险的激进试验。这使得他身边的人们日渐分化。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国家机关中大多数人都担心对社会和政治生活失去控制。赫鲁晓夫1956年去斯大林化的教训还历历在目。有人开始表示不满，认为戈尔巴乔夫想要毁掉并抛弃斯大林建立的所有东西。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警告戈尔巴乔夫，如果猛揭老底，苏联人的心理有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崩溃。意识形态保守派的代言人叶戈尔·利加乔夫，也首次提出对共产主义集团解体的担忧：“有理由相信，我们会渡过难关，但还有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怎么办？历史变成了政治，而我们处理此事的时候，不应该只考虑过去，还要考虑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