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独尊儒术”奠基人（第2/3页）

二

叔孙通人生的机会，发生在公元前204年。这一年，已然君临天下的刘邦，交给了叔孙通一件影响他一生，甚至影响儒家文化命运的任务：制定朝仪。

所谓制定朝仪，就是制定西汉王朝的朝堂礼仪规范，这看似是个很简单平常的任务，不就是制定一些行为规矩吗？但是在当时，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难办。

因为此时的刘邦虽然贵为皇帝，骨子里却依然是个农民，他手下的功臣宿将们，还沉浸于当年和他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土匪岁月，所谓阶级划分，君臣有别，对于这帮大老粗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概念。虽然刘邦已在山东定陶称帝，但是身边的诸将见了他，还是和过去一样称兄道弟，拍肩膀叫弟兄，拉拉扯扯不成体统，到了喝酒庆功的时候，局面更是恐怖，一个个张口闭口粗话连篇，高兴了还能说点荤段子。至于没大没小，以下犯上，拿着皇帝不当干部的事，在当时更是稀松平常。

这一切如果刘邦还能忍，那就没天理了，他是个亭长出身，不懂啥阶级分析法、君臣礼仪，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是皇帝了，做皇帝就要有做皇帝的样子，可做皇帝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手下的大老粗们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有人知道，比如儒生们，比如其中最听话最好用的叔孙通。

所以就你了，给我制定一个朝仪，一个足够展示帝王威严，威服众勋贵们的朝仪。要用这个朝仪，向全天下展现做帝王的尊贵，做皇帝的威严，做臣子的礼仪和责任。

对于君临天下的刘邦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体现皇帝尊贵身份的面子问题，更是一个树立帝王绝对权威、强化统治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落在了叔孙通身上。但刘邦本人也没有想到，这个他所在意的政治问题，会成为秦朝以来备受打压的儒家文化，从此咸鱼翻身的起点。

从公元前204年开始，叔孙通受命制定朝仪，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这个朝仪必须要参照上古时期的天子礼法，但那时候的天子是“王”，这时候的天子是“皇帝”，地位更尊贵了，礼法也要更尊贵。更重要的是，因秦末以来的战争破坏，各类典籍遗失殆尽，参考资料极其难找，精通礼法的人更难找，缺人又缺资料，这真是棘手得很。

叔孙通迎难而上了，他发动各种关系搜集典籍，更广邀各路儒家名士参与。问题是，这时候的叔孙通名声已经相当臭了，正人君子不屑于和他为伍，甚至他的许多学生也背离了他，而更多的儒生，并没有看到制定礼法对于儒家文化壮大的意义，相反把这次行动又看成一次“谄媚”之举。叔孙通多方奔走，苦口婆心，向儒生们磨破嘴皮子解释，承诺“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总算召集了一百多名弟子。此后他们集思广益，结合之前秦王朝的礼仪和周王朝的礼仪，制定出了一套全新的君王礼法，这部礼法以《礼记》为主体，兼有秦朝法家思想。然而，它还是面临着考验：刘邦企图以这套礼法树立他帝王绝对尊贵的地位，可是他手下的功臣们能买账吗？这些人都是从刀头舔血的战乱里过来的，素来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区区一套礼法，就能让他们低下高贵的头颅吗？

公元前200年，西汉未央宫落成，这套盛大的典礼，终于以此为名呈现在世人眼前，整个的过程，按照史料的记录是这样的：“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叔孙通成功了，他缔造了一个绝对威严的礼仪，衬托起了一个被神化的刘邦。确切地说，他衬托起的，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的帝王光环，他有严整的形式，浩大的气势，完美的程序，精心的布局。在短短的这一次展示中，就让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功臣们，第一次拉开了与老领导刘邦的距离，从这一刻开始，他们看待帝王的目光不再是不以为然的平视，而是彻头彻尾的仰视，诚惶诚恐的尊敬，中国人两千年来对封建皇权的敬畏思想，就是从这一刻起扎下了根子。

就连之前极端鄙视儒学，甚至拿儒生的帽子当尿盆的刘邦，面对此情此景，面对万众敬仰的局面，面对叔孙通精心设计的、高高在上的图景，也由衷地说出了心里话：“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知“皇帝之贵”的结果，就是叔孙通本人，乃至儒家学派，得到了异常丰厚的回报：叔孙通本人受赐500黄金，进太常。更重要的后果是，在黄老学说一手遮天的西汉初年，儒家学派终于打下了一块自己的根据地。叔孙通之后，世世代代，儒家学者皆在汉初朝廷里占有一席之地，到了汉文帝、汉景帝两代，儒家学者甚至得到了成为太子老师的机会。儒家的宣传力度正是从此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日益扩大。对比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局，我们可以很负责地说：这是一个过程。

三

大多数时候以谄媚逢迎著称的叔孙通，因此得到了刘邦的器重，也因此让刘邦意识到儒家的重要性。但是这时期西汉的国策是黄老学说，儒家思想只是装点门面的学问，之后儒家独大的过程，是儒家由表及里，对汉帝国进行思想渗透的过程。

而这以后的叔孙通，却让世人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他。

公元前195年，西汉帝国又一次进入到一个十字路口，这一年的刘邦，已经到了人生里的最后一年，弥留之际，思想却出幺蛾子了，眼见着大儿子刘盈不太成器，戚夫人生的小儿子刘如意聪明伶俐，便动了换太子的念头。这是刘家的家事，吕后虽然反对，此时却已失宠。就连跟随了刘邦多年的“西汉三杰”张良也不敢硬劝，只是委婉地找了“商山四皓”来辅佐太子，表达自己的立场。但谁都没想到，一个从来不敢说话的人说话了——叔孙通。

叔孙通不但说话，而且反应异常激烈，他给刘邦上了一道奏疏，以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换太子导致内乱以及秦朝换太子导致亡国的典故，坚决反对刘邦废太子。见上了奏疏刘邦没反应，叔孙通不罢休，拿出儒生“死谏”的劲头来，竟然要当着刘邦的面横刀自刎，逼得刘邦最后很无奈地表示，我就是随便说句玩笑话，你别当真。按说到这里，已经算是解决问题了，可叔孙通偏偏不罢休，他反而继续说：太子位置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怎么能随随便便开玩笑呢？最后的结果，是逼得刘邦诚恳道歉，表示以后不再开这个玩笑了，这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