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元甲将军（第2/4页）

他以上流社会人物的从容举止伸出手向我走来，他的微笑也有几分上流社会人物的色彩。他问我能否讲法文，声音是洪亮的，口气是盘问式的，使我感到胆怯，以至于仓皇地回答道：“能，先生。”而我本来应该说：“能，将军阁下。”他并不因此而恼火，相反，我觉得他更乐意听到称他为“先生”，而不是“同志”，即朱莉娅、卡门和马丽莎使用的称呼。他陪我们来到大厅的尽头，安排我们就座。他请朱莉娅和马丽莎坐在单人沙发上，请卡门到长沙发前，坐在他的旁边。卡门不失前约，把这个座位让给了我。但是这花了些时间。忙乎了几分钟之后，大家才就座完毕。我的三位女友、安世、黄副官和胡翻译坐在我们右侧的单人沙发上，参谋部的军官坐于左侧。有一位军官大约因鞋子不合脚而把脚挤疼了，他解开了一只鞋的鞋带，然后又去解开另一只，很快，一双鞋的鞋带全都松开了。于是另一名军官效仿他，紧接着第三名军官也效仿起来。与此同时，我正暗自思忖着将如何进行采访。所有的人像在课堂里的学生和剧场中的观众那样坐成一排。当然，对我来说，这不是个理想的采访环境。人家不知道将会有什么礼节，不知道在开始的十分钟内会发生什么事，是相互寒暄几句呢，还是喝几杯饮料？我和武元甲所坐的长沙发前面有一张茶几，上面摆着美味食品：油煎的粒状奶酪、大米做成的甜食、炸肉饼、糖果饼干和红色美酒。但是除我之外，没有其他人动用这些食品。此时，一件有助于我赢得主动的事发生了。武元甲看到了我的磁带录音机，惊呼道：“请您别用那个机器。您知道，今天我们仅仅是随便聊聊。”我想方设法讨价还价，由此引起了一场争论，最后，我们取得了一致，起码得做笔记。说完这番话，我就开始让他说话。

应该承认，这一点儿也不困难。武元甲喜欢讲话，他以教师训斥天资愚钝的学生的口吻滔滔不绝地一连讲了45分钟。打断他的话向他提问是件令人绝望的事：朱莉娅、卡门、马丽莎、安世、胡翻译和所有做笔记的人都来不及详细记下他的话。看着每个人的脑袋都低垂在笔记本上面，每个人的手都非常吃力而不停地写着写着，真令人可怜。唯独我没有写。当他那可怕的目光紧盯着我时，我又怎么能写呢？武元甲盘问我，责备我，批判我。他感情冲动的场面并不鲜见。例如，当我谈到春季攻势已遭到失败时，他神经质地站了起来，绕着茶几转了一圈，摊开双手，然后伸出胳膊大声喊叫道：“请您向解放阵线说这件事吧！”（以此来推卸他在春季攻势中的全部责任，虽然舆论都归咎于他。）他的两只小手臂不停地挥动着，表现了一个自吹自擂者的得意神态。只是当他发现规定时间已经超过时，他才安静下来，突然安静了下来。随即，他又突然站起身，并让大家也站起身来，以致那些松开了鞋带的军官手足无措，满脸通红。他们俯视着散落在地上的小蛇似的鞋带。有一名军官起身时还绊了一下，差点跌倒在地。

在旅馆里，我们逐字逐句地抄录了朱莉娅、卡门、马丽莎、安世、黄副官和胡翻译的笔记，然后加以比较，编纂成采访记全文，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疏漏。但是第二天我大吃一惊。安世拿着三张打字纸来了，并把这三张纸交给我说，这一份，唯有这一份才是我和将军交谈的文本。将军对其他的文本概不承认，要我保证只发表这个文本。我读完了全部内容，发现里面没有那些我曾亲耳听到过的，并由其他人记录下来的话，没有对有关春季攻势问题的答话，没有对巴黎和平会议问题的答话，也没有战争结局问题的答话。除了一系列冠冕堂皇和模棱两可的词句——绝大部分适用于群众集会，什么都没有了。“我再说一遍，将军要求发表这个文本。”安世指着那三张纸重复说道。“我将发表这个文本。”我回答道，“但连同真正的文本一并发表。”我按我所说的做了。

武元甲始终没有饶恕我，那些发给我签证的北越人更不会饶恕我。众所周知，一个人对事物持独立见解是一种美德，但很多共产党人对此并不喜欢。或者说，他们只有在诱使你写出了有利于他们的文章时才喜欢。在河内，他们曾经喜欢过我，因为1968年，我在西贡发表了抨击美国人和赞扬越共游击队的文章。而现在，当我本着同样的精神，在河内解释他们的错误所在时，他们对我的一片温情顿时烟消云散——随同美好的回忆一起烟消云散。他们以低劣的手段咒骂和侮辱我。他们说我为了替美国人效劳而冤枉武元甲将军，甚至说我是受美国人的指使而到北越去的：显然，我被认为是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但是我没有为此而过多蹙眉，更没有对此感到惊讶。时至今日，这篇采访记依然是人们议论的一个文件。它在全世界发表后被送到了亨利·基辛格的桌上。由于这篇采访记，（正如我在其他场台所说明的那样）基辛格答应见我，同我交谈。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武元甲将军，在您的许多著述中，您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最终谁将取得越南战争的胜利？现在请问您：今天，也就是1969年的头几个月，您以为能断言美国人已在越南战争中战败了，在军事上被打败了吗？

武元甲（以下简称“武”）：他们自己也已承认这一点。现在我来向您说明为什么美国人已经遭到了失败，包括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失败。为了向您说明他们在军事上的失败，首先必须追溯到作为整个问题基础的政治失败。美国人选择越南南方作为战场是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西贡的反动派太软弱，这，泰勒[2]、麦克纳马拉[3]和威斯特摩兰[4]都知道。但是他们不知道西贡反动派竟软弱到不会利用美国援助的地步。美国侵略越南的目的是什么？很明显，是为了建立一块由一个傀儡政府统治的新殖民地。但是这样的新殖民地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府，而西贡政权却极不稳定，它对那里的居民毫无影响，人们不信任它。这使美国陷于一种什么样的自相矛盾中呢？这就是，即使他们想从越南南方撤走，也将无法做到。因为要撤走，那里就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也就是说需要有另一些奴仆去有效地接替现在的那些人。是奴仆，但必须是强大有力的奴仆；是奴仆，但必须是认真严肃的奴仆。而眼前的西贡傀儡政府既不强大有力，也缺乏认真严肃。它充当这样的奴仆是不够格的。即使有坦克支撑它，它也站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怎么能离开呢？然而他们又必须离开，他们不可能让60万美国人继续待在越南10年、15年！这就是他们政治上的失败。尽管他们拥有庞大的军事机器，但政治上他们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