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罗·南尼（第3/9页）

法：但是，参议员南尼，意大利不是希腊，在意大利左派力量很强。

南：我们在1920年也是强大的。但是这还不够，必须使国家、政府和议会发挥作用，从而阻止某些事情的发生，不能总是拖延，拖延，拖延。我们近年来对这种做法的让步太多了。我多年来一直提醒人们要对相互嫉妒和猜疑、办事拖拉和行为卑鄙提高警惕，并反复说明，对法西斯上台的危险，夸大一点总比警惕不足要好。人们不听我的话。在1964年夏天，就几乎没有人听，共产党人甚至认为我的揭发是“捕风捉影”，是“掩盖中左政府失职的遁词”。但我揭发的都是事实，想想我们后来了解到的关于“武装力量情报局”和一些军事司令部的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总而言之，要问为什么佛朗哥·西乔之流能够在雷焦卡拉布里亚起到马萨涅洛的作用？为什么在拉奎拉没有政党出现？当然那是市一级的暴动。但是，他们袭击的目标是左派政党的党部和市政府，不是意大利社会运动的党部。所以我说要对其进行分析的不是瓦莱里奥·博尔盖塞本人，而是为什么瓦莱里奥·博尔盖塞相信通过袭击齐吉宫和广播电视台可以把政变搞成功，并得到国家的感激。

法：有答案吗？

南：当然有！这次也与1922年一样，法西斯分子指望得到右派——传统的右派，一贯的右派，在选举中得票甚少但拥有经济实力的右派，在国家行政机构和军队里有基础的右派，企图吸收天民党中温和派分子的右派，企图重新建立已经日落西山的资产阶级秩序的右派——的帮助。右派则利用法西斯分子进行挑衅。因为他们需要混乱，也就是制造恐怖。混乱总是对民主的敌人有利，甚至也对共产党有利，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自命为法律、秩序的卫道士。所以，我们应该想一想是否对右派有利。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家在阉割改革的实质时所不能理解的一点，这就是议会外小团体的青年们所不能理解的一点，他们的暴力助长了反动派和意大利社会运动。

法：参议员南尼，您认为意大利社会运动进入议会是对的吗？

南：不，我不认为是对的。因为意大利社会运动一开始就具有法西斯政党的特点。承认它的合法性，是我们意大利人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我们对任何事情从来就不那么认真。是的，在意大利社会运动的问题上，民主国家也没有行使它的权力，没有执行宪法第12条的规定，也没有执行1952年的“谢尔巴法”。这项法律明确禁止组织与法西斯有联系的团体或党派。但是，我对议会中存在一个法西斯式的党这个事实的重视是相对的，因为我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您可以在任何时候，用任何方式解散它，但这还不足以镇压法西斯分子。要想镇压法西斯分子，必须铲除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政治和心理根源。但是在意大利，这些根源并没有被铲除，只是在表面上看不到了。

法：参议员南尼，这正是我要谈的问题，也就是意大利人对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这种病患的态度。法西斯主义首先意味着暴力和蔑视民主，所以不能说只有它是黑暗的。难道您不认为那些还没有铲除的根源会由于极左分子的暴力而复苏吗？

南：是的，那些自称为毛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新无政府主义者的年轻人使用暴力。他们因此为别人提供了先例和借口，煽动了仇恨和恐惧。然而他们却不明白从仇恨和恐惧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但不能把他们与法西斯分子混为一谈。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一种极端主义运动，法西斯就是法西斯。我们在墨索里尼统治下和萨洛共和国[13]时期所受的折磨就是法西斯的黑暗统治。法西斯主义不想把社会推向前进，而是企图扭转历史前进的车轮。我的意思是：是的，毛派分子的暴力行为和法西斯分子的暴力行为在形式上可能是一回事，但从思想上和历史上看，他们却有很大的区别。法西斯分子很危险，因为他们承袭了我国不久前的一种恶习，在他们背后有反动势力的支持。而所谓的毛派分子并不危险，因为他们的造反只不过是幼稚的举动。他们的理想并不是可恶的，而是乌托邦的，脱离意大利的现实，甚至脱离欧洲的现实。我们看到，1968年5月，这些人在法国走上街头。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由于那个5月发生的事情，法国社会发生了演变，重新回到保守的基础上。如果说今天的法国仍然存在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它牢牢地掌握着政权，这也应该“归功”于青年运动制造的恐惧。我在参议院曾引用过列宁的一句话，他说：“你们首先要避免制造无益的恐惧。”这些年轻人应该珍视这句话。

法：当他们在都灵用嘘声欢迎南尼的时候，您的感觉如何？在那个事件中，他们对待您的态度是卑劣的。

南：不是，那只是一个没有得到克制的插曲。我丝毫没有为此担心。他们的一个同志被捕了，于是要向代表政府的人进行抗议。在他们看来，我就是政府，应对逮捕负责……我们不要忘记，青年的极端主义是对权威的历史性的惩罚。在任何社会制度下，在任何有组织的社会中，都多多少少存在着权威。如果20来岁的人思想方法同我这个80岁的老人一样，那是不好的，甚至同40来岁的人思维方法一样也不好。您要知道，我对他们宽容并不是出于气馁，而是出于对历史的认识。在我们的社会里，青年人造反的现象有明显的周期性。本世纪初，青年造反是最强大的运动之一。那时的青年造反也有国际背景，思想也是复杂多样的：有反对军国主义的，有反对教权主义的，有未来主义的，也有因同父辈的思想抵触而造反的……尽管形式不同。我们那时也造了我们家庭的反，我们不接受当农民的妈妈的说教。她们摇着头说：“算了吧！事情向来如此，今后还会如此。”这些，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曾是这种造反运动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

法：那么历史在重演，詹巴蒂斯塔·维柯[14]是有道理的。

南：他当然有道理。历史会重演，但不会在同样的条件下重演。那时也有极端的工联主义，也有野蛮的罢工。最典型的表现是“火柴罢工”，放火烧毁成熟的庄稼。在博洛尼亚、帕尔马和摩德纳都发生过。那时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农民和佃农的斗争。对我们来说，高潮是“红色周”[15]。我有幸与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一起领导了这场斗争。在这以后，我曾被送上拉奎拉的巡回法庭，被指控犯有企图颠覆国家罪。在“红色周”之前，1909年，我们曾试图组织一次声援无政府主义者弗朗西斯科·费雷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