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者”

《汉书·惠帝纪》记录了汉惠帝即位后的一份诏书，其中提到了一种“宦皇帝而知名者”。那“宦皇帝”是指什么，旧说各异。后来在睡虎地秦简中，也发现了“宦及知于王”的提法。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发表后，学者看到所谓“宦皇帝”多次出现在律文之中，便引发了进一步研讨的兴趣。《二年律令》的新材料，使“宦皇帝”的谜底有望揭开。我们认为，“宦皇帝者”包括中大夫、中郎、外郎、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太子御骖乘、太子舍人等等，他们构成了一个从官系统，从而与行政吏员即“吏”区分开来了；他们与“吏”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一段时间里，“吏”有秩级而“宦皇帝者”无秩级。

这个与“吏”有别的“宦皇帝者”系统，以特殊形式存在于王朝官制之中。它造成了“宦”、“吏”两分的格局，并体现了一种特别的职位分类观念，即把从官和侍臣视为一个特殊职类，而且不用秩级手段加以管理。然则对“宦皇帝者”的考察，可以给战国秦汉的官僚品位制度研究，提供前所未知的新鲜线索。例如汉代禄秩中存在着“比秩”，即如“比六百石”、“比二千石”之类，可那“比秩”是怎么来的，两千年来无人问津置喙。而如今，就可以通过考察“宦皇帝”，揭开其中隐情了。

一　“宦皇帝者”所涉官职

人们最初是从汉惠帝即位后的一份诏令中，看到“宦皇帝”字样的，那么我们就从这份诏书开始吧。《汉书》卷二《惠帝纪》：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赐民爵一级。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太子御骖乘赐爵五大夫，舍人满五岁二级。赐给丧事者，二千石钱二万，六百石以上万，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减田租，复十五税一。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

对诏令“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一句中的“宦皇帝而知名者”，《汉书》注里可以看到四种解释：

1.文颖曰：言皇帝者，以别仕诸王国也。

2.张晏曰：时诸侯治民，新承六国之后，咸慕乡邑，或贪逸豫，乐仕诸侯，今特为京师作优裕法也。

3.如淳曰：知名，谓宦人教帝书学，亦可表异者也。

4.师古曰：诸家之说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谓虽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为所知，故亦优之，所以云及耳，非谓凡在京师异于诸王国，亦不必在于宦人教书学也。左官之律起自武帝，此时未有。礼记曰“宦学事师”，谓凡仕宦，非阉寺也。

在文颖和张晏看来，“宦皇帝者”是跟“仕王国”或“仕诸侯”相对而言的；在如淳看来，“宦”是宦官的意思。文颖、张晏、如淳都是汉魏间人，连他们都各执一词，则“宦皇帝”的本义必定湮没已久。

颜师古只把“宦皇帝”看成汉惠帝的旧人，他作为唐人来解释七八百年前的事，更是难免臆测了。

贾谊《新书》也曾提到“官皇帝”。《新书·等齐》：“诸侯王所在之宫卫，织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宫法论之。郎中、谒者受谒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诸侯王或不廉洁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汉法，事诸侯王乃事皇帝也。”(1)裘锡圭先生在一篇几百字的札记中，对《新书》的“官皇帝”加以辨析，认为其为“宦皇帝”之讹，指的就是上文的“郎官、谒者”。“‘宦’本是为人臣仆的意思。郎官、谒者之流本是门廊近侍，有类家臣，故以‘宦’称。”(2)

睡虎地秦简有个与“宦皇帝而知名者”类似的概念，即“宦及知于王”。《法律答问》：“何谓‘宦者显大夫？’宦及知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注释小组引述了《汉书·惠帝纪》有关文字，指出“宦及知于王”与“宦皇帝而知名者”义近，但只把它解释为“做官达到为王所知”(3)而已。

对张家山汉简中出现的宦皇帝，整理者最初提供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注释。《二年律令·杂律》：“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敢字贷钱财者，免之。”这是一条惩办官员非法牟取高额利息的条文。整理小组的《注释》云：“宦皇帝，在朝中为官。”(4)但这解释显然过于粗放了。“在朝中为官”的人太多了，其中既有六百以上的，也有六百石以下的；但从原文看，这些“宦皇帝者”是与“六百石吏”并列的，它们之间应有区别。

王子今先生指出了“所谓‘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当时是程序化文字”，与《汉书·惠帝纪》中的“宦皇帝而知名者”可以对照理解；明人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七释“宦皇帝而知名者”，谓“仕宦而皇帝知其名”，由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只说“宦皇帝”而未言“而知名者”，可知邱说不确(5)。王先生没有明言“宦皇帝者”为何人等。邢义田先生在解读《二年律令》时开始向文颖和张晏回归，突出“宦皇帝”有别于“宦诸侯”一点；虽然也参考了裘先生的意见，推测这两种人分别是皇帝或诸侯王的近侍，但却没有明指其为郎官、谒者，等于是从裘先生的论断向后倒退了；并且把“宦”、“知于王”和“吏六百石”看成是三种人，也属不妥(6)。

下面就来谈谈个人看法。我以为，裘锡圭先生把“宦皇帝者”推断为郎官、谒者，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判断，尽管那是仅就《新书·等齐》而做出的。若进一步把文献跟新出《二年律令》等资料结合起来，还可以找到更多的“宦皇帝者”，由此更清晰地勾画出他们的面貌。

以往学者在论“宦皇帝者”时，对前引《汉书·惠帝纪》的那份诏书，大抵只引用其最后一句，却没把它跟前文的爵赏内容联系起来。然而我想，揭开“宦皇帝者”谜底的线索，其实就隐藏在这段文字之中。

汉惠帝诏中的爵赏部分，“赐民爵一级”可置不论，其余内容则涉及三点：一、中郎等官的晋爵和赏钱；二、“给丧事者”的赏钱；三、“视作斥土者”的赏钱。后两项针对的是葬礼上承担了不同任务的同一类人，虽有赐钱、赐金之别，实不妨等量齐观。从本文角度，这三项恩遇实际只面向两类人：一、中郎、郎中、外郎、宦官尚食、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太子御骖乘、太子舍人；二、二千石至佐史等官吏，及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