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第2/3页）
杂志及军事期刊是另一个源源不断的数据源。许多文章分析了希特勒在事件中的角色，例如哈特上尉（B.H.Liddell Hart）一九五五年一月在Army Quarterly发表的《敦刻尔克休止令——深入评析》，以及阿斯普雷上尉（Robert B.Asprey）一九五八年四月同样发表于Army Quarterly的《希特勒与敦刻尔克》。一九八〇年二月，马歇尔-康沃（James Marshall-Cornwall）在History Today杂志发表《利奥波德三世的悲剧》，分析比利时的投降。摩根将军撰写的《与亚历山大共赴敦刻尔克》，刊登于一九七二年四月的Army Quarterly，追述了亚历山大将军接任指挥官的最后那段时期。不过请注意，摩根将军指出阿布里亚尔上将直到五月三十一日都还不打算撤军，亚历山大本人后来发文驳斥这个论述。
多年来，许多船只在大量报道中获得应有的荣耀：“麦尔坎号”，在梅里斯上校（David B.N.Mellis）撰写的《舰桥评述》上，发表于一九七六年十月的Naval Review；“收割机号”，在休·霍金森（Hugh Hodgkinson）撰写的《驱逐舰的洗礼》上，发表于一九八〇年六月的《布莱克伍德》；“玛西萧号”，在Lloyd's Log一九八一年十月刊登的《挽救伦敦消防船的新尝试》上；斜杠帆驳船，在惠特摩尔（J.O.Whitmore）一九五〇年七月发表于《East Anglian Magazine》杂志的《伊普斯威奇的小船》上。至于长期处于恐惧与疲惫对生理的影响，詹姆斯·道伊（James Dow）在一九七八年春季号的Journal of the Royal Naval Medical Service中有精彩的论述。
说到期刊，绝对免不了提起Dunkirk Veterans Association Journal。这份小小的季刊不仅让协会成员得以保持联系，也是有关撤退行动各种问题与解答的集中点。好比说，百折不挠的山姆·洛夫（Sam Love）就是透过季刊中的专栏，追踪到“赫德号”没有停靠多佛让英军下船，就直接返回法国的故事。
有关敦刻尔克的书籍可以填满一整个仓库。至少有十五本著作专门探讨这场撤退行动，或者撤退之前的几起事件。从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的Nine Days Wonder（一九四一年出版），到尼可拉斯·哈曼（Nicholas Harman）的Dunkirk:The Necessary Myth（一九八〇年出版），我全都受益匪浅。其中两本书特别突出：迪凡恩（A.D.Divine）的Dunkirk（一九四四年），以及格雷戈里·布莱克斯兰（Gregory Blaxland）的Destination Dunkirk（一九七三年）。迪凡恩先生亲身参与了小船行动，而布莱克斯兰先生则为战役历史的书写树立了典范——清晰、生动而完整。
两部官方的历史记录并不局限于敦刻尔克，而是翔实记载了整场战役：罗斯基尔上校（S.W.Roskill）的《战争中的海军，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一九六〇年出版），以及埃里斯少校（L.F.Ellis）的《法国与佛兰德斯战役，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一九五三年出版）。埃里斯的地图会让每一位军事历史学家感到羡慕。
已出版的回忆录和日记不胜枚举，有些作者赫赫有名，有些作者则名不见经传。其中翘楚包括：克莱门·阿克里（Clement R.Attlee）的As It Happened（一九五四年）、达夫·古柏（Duff Cooper）的Old Men Forget（一九五三年）、休·道尔顿（Hugh Dalton）的The Fateful Years （一九五七年）、安东尼·艾登的The Reckoning（一九六五年）、伊斯梅将军的Memoirs（一九六〇年）、麦克里欧（R.MacLeod）等人的The Ironside Diaries（一九六二年）、陆军元帅蒙哥马里子爵的Memoirs（一九五八年）、陆军中将波纳尔爵士的Diaries（一九七二年）、陆军少将史毕耶兹爵士的Assignment to Catastrophe（一九五四年），以及阿瑟·布莱恩特爵士（Arthur Bryant）根据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勋爵的日记改写的The Turn of the Tide（一九五七年）。其中有一本独树一格：丘吉尔的Their Finest Hour（一九四九年）。
其他著作知名度较低，但有时更富启发性：巴特莱特爵士（Sir Basil Barlett）的My First War （一九四〇年）、艾瑞克·布什（Eric Bush）的Bless Our Ship（一九五八年）、富兰克林爵士的The Story of One Green Howard in the Dunkirk Campaign（一九六六年）、巴斯特（Gun Buster，笔名）的Return via Dunkirk（一九四〇年）、霍利斯爵士（Sir Leslie Hollis）的One Marine's Tale（一九五六年）、兰利的Fight Another Day（一九七四年）、罗兹（A.R.E.Rhodes）的Sword of Bone（一九四二年）、史密斯将军（General Sir John G.Smyth）的Before the Dawn（一九五七年）、卫斯托洛普上校（L.H.M.Westropp）的Memoirs（一九七〇年）。
某些有用的传记记载了几位将领的事迹。有关拉姆齐将军，请见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的Ramsay at War（一九五七年），以及查默斯（W.S.Chalmers）的Full Cycle （一九五八年）。考维尔爵士（Sir John Colville）的Man of Valour（一九七二年）约略提到了戈特勋爵。弗雷泽爵士（Sir David Fraser）的Alanbrooke（一九八二年）则对布鲁克勋爵做了一番检验。汉默顿（Nigel Hamilton）的Monty:The Making of a General（一九八一年）巨细靡遗地描述了蒙哥马里元帅的生平。布雷克（George Blake）的John Rutherford Crosby （一九四六年）则是一本私人印行的动人传记，悼念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中尉（后来阵亡）。不知为什么，这本书似乎比其他许多更具企图心的作品更能捕捉敦刻尔克的光辉。
然后还有小队与团部的历史纪录。我好好阅读了五十四大册，对这些史料的精心制作与保存满怀感恩。我特别倚重：丹尼尔（D.S.Daniell）的Cap of Honour（格洛斯特军团），一九五一年；富比斯（Patrick Forbes）和尼可森（Nigel Nicolson）的The Grenadier Guards in the War of 1939-1945，一九四九年；泰勒（Jeremy L.Taylor）的Record of a Reconnaissance Regiment，其中由史考特（Anothony Scott）所写、标题为The Fifth Glosters的一节，一九五〇年；奎尔特（David Quilter）的No Dishonourable Name（冷溪卫队第二营），一九四七年；罗西克（David Russik）的The DLI at War，一九五二年；怀特（W.Whyte）的Roll of the Drum（国王皇家步兵团），一九四一年，麦克尼希（Robin McNish）的Iron Division:The History of the 3rd Division，一九七八年。
其他书籍对故事特定层面提供了重要讯息。比如：有关加来的防御的尼夫（Airey Neave）的The Flames of Calais（一九七二年）；有关铁路的角色的克朗普（Norman Crump）的By Rail to Victory（一九四七年），以及达尔温（B.Darwin）的War on the Line（一九四六年）；关于东南沿海的反应的弗斯特（Reginald Foster）的Dover Front（一九四一年）；关于空中作战的贝德（Douglas Bader）的Fight for the Sky（一九七三年）、佛洛斯特（Larry Forrester）的Fly for Your Life（一九五六年）、艾伦（B.J.Ellan，笔名）的Spitfire!（一九四二年），以及李察斯的The Royal Air Force,1939-1945（一九五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