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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第二次来是在一年前，像现在一样，正是五一节前夕。同宿舍的姐妹们都在说黄金周的假期，计划着去哪里旅游。爹没有敲门，咣当一声推开宿舍门就闯了进来。惹得姐妹们顿时一阵惊呼，慌作一团——天气热，她们都穿得很少。爹一点儿也没意识到人家为什么尖叫，一进门就喊老丫头，问我，带的山野菜吃没吃光。对我说，妈让他给我又送一袋子来。爹的肩上背着一只鼓囊囊的麻丝袋子。我看看姐妹们，再看看爹，脸上一阵发烫，不知道该对爹说些什么。爹打开口袋，妮子妮子地叫着，用他的两只大手，从袋子里捧出一把把野菜，自作主张地放在姐妹们的床上。即便人家拒绝他的礼物，他仍然把它们一一送了出去。还不厌其烦地说，菜已经用盐腌好了，拿热水泡一泡，就能下饭吃。

爹送完了礼物，卷一袋烟，毫不理会姐妹们捂住鼻子嘴，坐在我床上有滋有味地吸了几口后，听见了姐妹们说黄金周旅游的事。不知道爹为什么会对这件事特别好奇，他站起身，问她们：“黄金周是什么意思？”一个姐妹憋住笑告诉他：“黄金周就是七天的长假，可以不用上课，还可以出去旅游。”爹就显得更加纳闷儿，问：“好端端的，学校干啥要放长假？”那个姐妹轻声地笑了，另有两个姐妹也笑出了声。一个姐妹忍住笑说：“因为要到节日，五一劳动节，所以学校才放假。”爹又问：“劳动节是什么节？”

我无法忍受爹再这样傻乎乎地问下去，抢着告诉他：“劳动节就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也叫五一节。”

爹似乎明白了学校为什么要放假，点着头，反复念叨着劳动节和五一，从嘴里吐出一口浓浓的烟，突然又问了一句：“劳动者是些啥人呢，谁答应让他们过节的？”

爹这句话说完后，宿舍里的姐妹们再也忍不住，一齐发出了响亮的笑声。爹也咧开嘴笑了笑，摸着自己的脑袋问我：“老丫头，你告诉爹，那个劳动节——五一是几号呢？”我羞愧得满脸通红，抱怨地喊了一声“爹”，眼泪就流了下来。爹没看到我的泪水，又接着问姐妹们：“旅一次游得花多少钱？”

爹离开学校五天后，我收到了他寄来的三百元钱，在附言里写着旅游两个字。半个月后，我收到了爹的信。爹不识字，信是我的小学老师帮着写的。在信里，爹问我，寄的钱是不是已经收到了。爹还说：爹的老丫头和别人比，不缺啥也不少啥，人家去旅游，你也得去旅游，钱可能不太够，找便宜的地方去游吧！在信里，爹还说，他已经知道了劳动节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也知道了五一是五月一号。爹说，他还知道了，原来自己也是一个劳动者。最后，爹让我放心去旅游，不用惦念家里！在信纸的背面还写着一句话：祝老丫头劳动节快乐！

我没想到，暑假回到家时，竟然看见爹瘸了一条腿。爹看见我，有些慌张，咧开嘴笑了笑，响亮地冲着屋子里喊：“她妈，赶紧杀鸡，咱老丫头回来了！”

妈告诉我，爹的腿是在崖上采山野菜时摔断的，那面崖很陡，但长的野菜很新鲜，一看就知道能卖好价钱。妈还说：“你爹盼着多采些野菜，好快点还上那三百元钱的债！”

爹从此再没来过我的学校。

我刚刚给他和妈寄了一封信，信的末尾写着两句话：祝爹劳动节快乐！祝妈劳动节快乐！写下这两句话时，我哭了，眼泪滴到了信纸上。

烟囱里的兄弟

一天晚上，我打开吸油烟机想要炒菜时，忽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我以为是吸油烟机出了毛病，关掉后，那声音还响着。这次听得很清楚，“叽叽”“叽叽”，声音发自吸油烟机的烟囱里。我站在厨房仔细听了一会儿，泪不由得在眼眶里打转，这声音我太熟悉了，在老家的屋檐下，在房上的瓦缝间，在思乡的梦里，我都无数次地听到过这样的声音。这声音我听了二十几年，它只能属于一窝刚出生不久的麻雀。

我决定不再炒菜，迅速跑出屋门，站在楼下的马路上，抬头看着五楼从厨房伸出的那截烟囱。我惊喜地看见，在烟囱的缝隙间挨挨挤挤地伸出三个小脑袋，小脑袋上和我想象的一样，全都长着稚嫩的黄嘴丫。我能准确地判断出，他们出生绝对不会超过三天。我知道这三个小兄弟现在还不会飞行，每天只能躲在家里，等着爸爸妈妈叼回食物来喂他们。他们的父母此时一定正飞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焦急地寻找着食物。城市里没有虫子，更不可能有打谷场，他们要到哪里去给孩子们找东西吃呢？

若是在农村，寻找食物就不会是个难题了，依靠他们敏捷的身手，即使是从鸡鸭的嘴边也可以轻易地夺得食物喂饱孩子们。麻雀呀！麻雀，你何苦要到生存艰难的城市里来安家呢？有可能小家伙父母的父母就生活在城市里，他们已经过惯城市的生活，适应了城市的环境，就像我的女主人一样，高傲地认为自己是只城里的麻雀。也可能小家伙的父母像我一样进城不久，城市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让他们充满了惊奇。他们终于决定不再飞回熟悉的农村，从今以后在城市里安家。他们大概是飞过了一条又一条大街小巷后，才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找到了这个相对柔软安全的地方。

那一天我在马路上看了很久，直到三兄弟的父母叼着食物飞回来，我才放心地离开。从那天开始，我炒菜时不再使用吸油烟机了，我认为排出的气体不利于小麻雀的生长。我需要保护住在烟囱里的三位兄弟。

女主人很快发现了我的反常行为，她嗅到了屋子里的油烟味。即刻提出了质疑。那时我正站在厨房里陶醉地听着三兄弟的叫声，我已经能够准确地分清他们声音中的微小差异了，有一只不叫我就会心事重重。女主人说：“傻瓜蛋，有吸油烟机不用，你丫神经病啊？”我刚给她干活时，她对我的称呼是四个字——文学青年。这四个字用她地道的北京话发出来，显得无比的恶毒，基本上和傻B画等号。雇用我三个月后，她叫我的就是这三个字——傻瓜蛋，她说之所以没有解雇我，是因为我看上去不像别的人一样吓她一跳。

我示意她小声一点，低声说：“烟囱里有一窝小麻雀，他们是我的兄弟。”女主人上上下下地看了我一遍（好像我是个什么怪物），扭身走出了厨房，在门口她从牙缝里挤出了两个字——农民。我喜欢这个称呼，虽然它同样恶毒，但我确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认为做个农民并不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