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第2/5页）

直到这一天，爸爸才回家和妈妈摊牌。

爸爸将事情的原委讲了，讲王老西怎样告诉他有这个炒外汇的途径，讲他们怎样疏通了外汇局的处长，讲了在广东是如何操作，又讲了回来之后怎样被调查，外汇局的人怎样矢口否认、翻脸不认人。最后的最后，才讲到自己目前的处境和进监狱的危险。爸爸心知肚明，目前这种刚刚开放的混乱局面，任何一个负面典型都有可能被判以重罪重罚。他听说前一年温州的八大王明明只是成功的个体户，却被通缉一一投入监牢，不得不跑路亡命天涯。他更知道前两年严打时候的投机倒把是什么罪名。一开闸放水就有种种乱象，非拿几个胆大包天的人杀鸡儆猴不可。这些话他没有都跟妈妈说，怕月子里的妈妈精神受不了，就只拣最轻的说，说一旦被定性了，自己的工作有可能保不住。

妈妈听了大吃一惊。她想到了种种糟糕的可能性，但不外乎都是男欢女爱、儿女情长，怎么都没想到竟然有这样的事态。她慌了神，一时间头脑停滞，不知道该和爸爸说些什么。她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完了，不能这个时候让工厂开除啊，爸爸要是丢了工作，那分房子的事情就要泡汤了。但是她没把这念头跟爸爸说。她隐隐觉得事情应该走不到那一步，只要能找找人、想想办法，总该能解决的。妈妈听不太懂事件的来龙去脉，也不明白外汇是怎么能赚钱，她只知道任何事情都是上级比下级好使，解决不了的事情，尽量找到位置高的人，就总有辗转腾挪的途径。

妈妈让爸爸去找爷爷。爷爷那个时候已经从文革中被打倒的状态恢复了地位，而且因为一直以来出色的业务能力，重新做了处长，据说马上又要提拔。妈妈寻思爷爷在银行，银行就是管钱的事，外汇难道不是钱吗，爷爷一定能找到什么途径，把这笔钱说圆了，说通了，那就一切都解决了，再不济爷爷也认识其他领导，或许能找到关系，有领导介入的事情，就没有不能平息的。

爸爸吓了一跳，他从来没有想到找爷爷这条路。事实上，由于一直怕爷爷不同意，爸爸从始至终一直不敢告诉爷爷外汇的来路。此时此刻妈妈的提议让爸爸陷入了纠结。妈妈说的固然不切实际，但也不是没有一两分道理，即便爷爷没法直接插手，但或许也能间接提供些解决的法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爸爸心里却不想走这一步。

我在他们身旁适时地哭了起来，号啕大哭，像是责怪他们竟然这么久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却纠结一些无聊的无关生死存亡的小问题。我的哭泣引来了妈妈的爱抚和乳房，在我满意的吸吮中，爸妈的对话暂时被打断了。

有半晌没有再说什么，一直到喂奶的最后，妈妈拍着我的后背，才加了句：“你去找找爸，现在就去吧，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我想想，我先想想。”爸爸说。

等到爸爸出了屋子，他在宿舍楼外面来来回回走了几圈。爸爸心里在几条路之间纠结，心乱如麻。留在这里什么都不做，等着调查组找到自己头上再想法解释，是最省事的办法，但也是最没有希望的办法。且不说他们的解释调查组能不能听进去，即使调查组愿意采信，他们的真实情况也并不光彩，顶多是事先就将违法的事情告知了外汇局，可即便事先告诉了也还是不合法。第二条路就是跟着王老西再去南方，闯一闯争取发财。从他们第一次去深圳的经历看，这还是有可能的。这一次虽然没带着大笔资金，但是还是有很多做些倒卖生意的机会，或者起码可以帮别人做事，积累一段时间再找自己的机会。这样的机会肯定是有的。然而这是一条充满风险的路。若是真的跟着王老西跑路了，能不能不被捉住是一回事，即使能成功暂时脱险，也意味着长时期处于不安全，风头过去前，要一直跑，也许一年，也许要三五年。第三条路就是像妈妈说的，求爷爷想办法把外汇的事情遮盖过去，或是想法找人，靠一些特殊的关系把事态平息。这条路不一定能走得通。以爸爸对爷爷的了解，爷爷一辈子最不喜欢托关系走门路，做一些拿不上台面的事，以往家里那么困难，爷爷也没有向过去的老战友和工作里认识的人开口求过一件事，爷爷骨子里耿直，看不上那些蝇营狗苟的事情。更何况这次的事情这么大，就算求人可能也没办法解决。除此之外，爸爸也还有其他思虑，让他不愿意去找爷爷的思虑。

六八年秋天，爸爸十四岁的时候，爷爷被人打成右派和走资派，经受了长久的思想教育和批斗。那个时候，这本也是常见的事，爷爷在前几次反右中都没被人揪出来，已算是保了不短的平安，斗争中上上下下很多，有的人先得意后倒下，有的人先倒下后得意。但是爷爷天性不爱说话，也不爱热闹，即便是斗争里，也多半一个人出入，没和任何一派混在一起，没有派别就没有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立场，没有立场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要被打倒。到了这个时候，爷爷再沉默也躲不过去了，而且因为没有派别，任何一派也不会来给他撑腰平反，于是就成为人民叛徒。爷爷的罪名很多，解放前为国民党工作、“现行修正主义大毒草”、背离人民路线的“走资派”、“右倾机会主义者”和“美苏特务”。银行门口的大红横幅上开始出现爷爷的名字，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跟在“打倒”两个字后面。红卫兵三天两头到家里来，将爷爷拉到街上，在群众面前批判，批判之后就是种种变本加厉的体罚。爷爷那个时候年纪轻轻就做到了处长，平时愤恨的大有人在，一人打一拳踢一脚，打得骨折，爷爷的身子就像洪水下的溃堤一样倒下去。爷爷年轻时胃口就不好，这样一番折腾之后，胃彻底坏掉，伤过的腰和腿在老年转为严重风湿。批斗到了第二年，爷爷已经瘦了二十斤。

爸爸的抉择也就被迫在这个时候作出。

或许是批斗同一批人感到厌倦，或许是情绪燃烧起来就停不下，批斗的队伍渐渐把目光从台上的转移到“臭狗屎”的下一代。爸爸本来在红小兵的队伍里就被人嘲笑轻视，当不上红卫兵，时候久了更严重，被逼着选择站位：站在人民的叛徒爷爷一边，还是站在人民这边。不表态不行，表态了没有行动也不行。更关键的是，那时候爸爸自己也开始相信那些指控，他不清楚那些指控是不是真的意味着心怀不轨：五八年，爷爷反对刚出台的粮票供应制度，与社会主义为敌；六零年，爷爷打报告怀疑各地递交到银行的经济数据、公然质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六二年，爷爷建议给生活用品类工厂自主决定产量的权力，这是“资本主义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这些被同事陆续揭出的罪状，在一次次批斗会上越堆越高。最终，爸爸在同学和红卫兵带头人的带领下，走上了高台，当着众人的面喊了口号，念了批判书，与爷爷划清界限，并在爷爷头顶上啐了一口唾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