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钟鼓楼下的“老人俱乐部”。（第3/5页）
说到这儿，恰好一辆长车身的 8 路公共汽车从他们面前的街道上驶过，海老太太便见景生情地接著进行新旧对比：“那时候打咱们这块儿出门有多难！都到民国多少年了，这街上才有了当当车（车：当年北京人对有轨电车的称呼。），那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踩铃儿，当当地响，真吵人！……”胡爷爷跟上去说：“可不，我记得司机踩出的那调调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没错吧？那当当车的车票倒不算贵，可左等右等，等得你脑门流油儿了，它才开过来；这也不怪它，铺的是单轨嘛，每到一站，这边的车先开到拐出的『耳朵』（一小段复轨。）上去候著，等那边的车开过来，错过去了，才能再从『耳朵』上拐出来，接碴儿朝前开……那车厢后头，时不时还总吊著几个蹭车的，瞅著真悬乎！那时候有话嘛—— 『人力车，坐不起；当当车，等不起。』哪象今天这样，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好几路，车又大，来得又勤，想去西单、王府井、天安门、动物园……上车走人，多省事儿！……”说到这儿，胡爷爷脸朝著卢胜七，兴奋地问：“你说是不？”
卢胜七却忽然沈默。因为胡爷爷关于当当车的话语，勾起了他最不愉快的思绪——远不仅仅是不愉快，说实在的，那是他最大的耻辱，也是他最大的困惑，并且还是他最大的恐惧……三十六年前，他曾被国民党特务所收买，就在这鼓楼的前头，去追打那些进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青年学生，而所获得的代价，不过是每打一个学生得到一个馒头……当游行队伍被冲散以后，有一个留长发的大学生跳到正在行驶的当当车后踏板上，一手Jm 著车门，一手散发传单。卢胜七在打红了眼的情况下，竟疯狂地冲向当当车，伸手去拉拽那大学生，企图把他拉下车来；没想到那大学生竟伸腿踢他，拼死抵抗，他便上去抱住那大学生的腿，生把那大学生从车上扯了下来；两人滚倒在地，扭作了一团，在几秒钟里，他俩的脸离得那么样地近，两人的眼珠几乎都要从眼眶里蹦出来——显然，他俩从此谁也忘不了谁了……可是后来也不知怎么一来，那大学生被人救走，卢胜七倒挨了几脚，疼得钻心——救护大学生的，好象倒并非是参加游行示威的人，而是几个路过的壮工。卢胜七站起身来骂了一阵，啐了一阵唾沫，便晃著肩膀领馒头去了。
解放后，卢胜七隐瞒了他这段丑恶的历史，直到“文化大革命”当中，才被揭发出来。他确实是知罪认罪，他明白了，那当年散发传单的共产党人，不怕流血牺牲地同国民党英勇斗争，正是为了使他那样的乞丐不再过那不象人样的生活……可是他很快又陷于惊诧与困惑。有一天大街上开过某国家机关游斗“走资派”的大卡车，那最后一辆卡车上有个挂黑牌的“黑爪牙”，那模样，似乎分明便是当年同他滚作一团的那个共产党大学生！这是怎么回事呢？当年国民党特务花一个馒头代价让他去打的人，怎么今天反倒被共产党自己“打倒在地，还踏上一万只脚”了呢？……
又过了几年，“四人帮”倒台了，卢胜七偶然去亲戚薛永全家串门，在垂花门那儿，他恰巧同住北房的张奇林打了个照面，张奇林倒没什么反应，他心里可怦怦乱跳——他觉得那人恰恰就是当年Jm 著当当车车门散传单的那位，也就是前几年让人给挂著黑牌子当“黑爪牙”游街的那位……他假作无意地问了一下薛永全，薛永全告诉他，人家眼下是国务院的正局级干部，说不定过两天就升副部长、部长！卢胜七那天没敢喝酒，背上直冒冷汗，出了薛家的屋，低著头一溜烟地快步窜出了院子，从此再不敢去那院串门……可他回家后几次细细回忆，又觉得跟薛永全住同院的那位张局长，似乎并不是当年那个同自己扭成一团的大学生，因为那大学生眉心有个如同黄豆般大的黑痦子，而张局长眉心却分明平平整整、乾乾净净……
卢胜七的突然沈默，使胡爷爷和海老太太的谈兴受挫。吹来一阵小风，带来阵阵寒意。卢胜七晃著鸟笼，揉著核桃，踱了开去。胡爷爷和海老太太朝下棋的那一群望去，那一群倒还丝毫没有散摊的意思。当天的《北京晚报》已经开始发卖，他们有人已经买到了 《北京晚报》，并且已经根据晚报四版上的“星期棋局”《步步为营，稳健入杀》，摆上了林宏敏对邹正伟的残局，一步步地进行著复验……而那位前区商业局的吴局长，则正同身边的一位白髯老人同猜晚报三版上的“口字谜”。他很快便猜出“一字四个口，五谷样样有”是“田”字，但让“奇形怪状一个口，口字隐约藏里头”给难住了……
既然人家都没有走，海老太太也舍不得这就回家。太阳眼瞅著失去了那最后的火力，寒意一秒一秒地扩散著，她望著眼前的大街，只见依然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不禁想起早年的一首“京华竹枝词”：
暮鼓晨钟不断敲，
苦心婆口总徒劳。
满城人竟功名热，
犹向迷津乱渡桥。
她既然熟记这首“竹枝词”，想必是已“看破红尘”，达到“顿悟”境界了吧？其实不然……
胡爷爷尤其不愿回家，他是能在这鼓楼根多捱一会儿便要多捱一会儿。见海老太太吁出一口气来，他怕她这就要起身离去，便立刻找出个话碴来搭讪：“您那个院儿，许快给落实政策了吧？”
海老太太叫他这么一问，心里得到很大满足，遂庄重地点头说：“可不。中央有精神嘛。中央圣明啊！如今的中央，事事讲个『理』字，能不拥护吗？……”
其实，海老太太并非那个四合院的房主。胡爷爷不清楚这一点，仅仅根据前些时海老太太的某种口气，以及她那特殊的气派，便作出了这样的估计。他已经几次把她当作那四合院的房主同她对话，她竟默认了，并且渐渐地形成一种心理状态，就仿佛她真是那四合院的房主似的。
海老太太父系祖上，据说属满族正白旗中赫舍里氏一支，当年也确是一个既富且贵的大家族。但自从她十来岁以后，她那个大家庭便处于迅速地分崩离析、潦倒没落之中。她出阁以后，夫家原是蒙军旗，公公和丈夫都在蒙藏院里挂职，倒还过了两三年小康生活；但因为后来公公去世，丈夫随即被蒙藏院裁员，去参与一桩投机生意又蚀了本，家道便一天天衰落下去；后来丈夫仅凭著家传的一本 《麻衣相术》，在什刹海、后门桥一带摆摊给人测字相面，勉强维持生计；不想日占时期丈夫又一命呜呼，她未曾生育，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她只好 自谋生路——先到辅仁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女生宿舍当了几年传达，又到一个私立托儿所当了几年保育员。解放后那私立托儿所一直存在到一九五二年，才被政府接管。后来，她又转到另一个托儿所干了几年，才从那托儿所退休。她的一生基本上是清寒的，哪里来的房产呢？她现在所住的四合院，不过是当年她娘家堂兄弟一度拥有过的房产罢了。但解放后没几年，那堂兄弟也就将那所院子卖给了房管局，因为她同原来的房主有那么一种亲戚关系，又因为她是该院中居住历史最长的住户，长期形成由她代收代缴全院房租水电费的习惯，房管局有什么事也总是先找她联系，院里有什么事需同房管局打交道也总是由她出面；因而久而久之，人们总模模糊糊地觉得她似乎便是这所四合院的房主，逢到这几年北京市开始著手落实私房政策，不仅外院的胡爷爷，就是同院的某些住户，也以为海老太太属于应得到落实政策的房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