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星期二下午两点，朱丽亚和鲁斯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附近的“世界大同”咖啡馆外面找停车位。大雪接连下了两三天，路面正处在泥泞肮脏的恢复阶段。朱丽亚一边回头看后面跟上来的车子，一边指挥鲁斯坦拐到大学路边的停车道。停车的时候，后车轮还是重重地磕上了路阶。

“我已经知道会有这么一下。”朱丽亚直挺挺地坐着说。

“好了，我的坏脾气的美人，就要去见教授了，千万给我一点面子。”鲁斯坦把车熄火，凑过去在朱丽亚的脸颊上飞快地亲了一下。

朱丽亚漂亮的面孔还是板着。

鲁斯坦起身从后车座拿起自己和朱丽亚两人的文件夹，交给朱丽亚一个，说：“朱丽亚，听我的，先不要问跟避孕套有关的问题。”

“你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朱丽亚飞快浏览着文件夹，“先别急着走，我们再来温习一下。重点是，教授在普林斯顿和乌玛的交往，乌玛被害当天他的活动。还有什么？”

“关于李忍的情况。”鲁斯坦补充道。

“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位聪明的博士生在和乌玛的关系上没有说实话。我们还知道某个人把有他和乌玛合影照片的相片集丢在了溪水里。需要让尹曼知道我们现在重点怀疑李忍吗？”

“我想这不需要我们说。像尹曼这样的人，在被警察盘问谋杀案相关事情之前，毫无疑问将收集所有最新的信息，然后做出最合理的推断。”

“你在假设尹曼在乎这件事。”

“不，我没有假设，亲爱的。想一想，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和乌玛是非常亲密的恋人。曾经是，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无论这个案子和他有没有关，他不可能置身事外。何况，我们还没有确定忍或者尹曼或者任何人在这个案子里起的作用。别忘了，在乌玛持续收到来自霍普金斯楼下公用电话亭电话的时候，我们至少有航空公司的机票确定李忍并不在巴尔的摩。”

朱丽亚没有说话。

“你怎么想？”鲁斯坦问道。

“我在想，如果这件事情上了报纸，会是多么轰动。名校教授，共和党议员的女婿，婚外情，谋杀。”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这次调查。”

朱丽亚不置可否地把安全带解下来，打开车门走出去。

圣诞节刚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大多数都不在学校。“世界大同”的生意也不如平日那么好。朱丽亚走在前面，一眼看见坐在餐馆最深处的尹曼教授，随后举起左手和教授打招呼。教授长得很像年轻时候的约翰·肯尼迪，只是消瘦一些，五官更加舒展。

朱丽亚快走几步，微笑着和教授早就伸出的左手有力地握了一下。鲁斯坦也和尹曼快速握了一下手，自我介绍说：“鲁斯坦，巴尔的摩警察局，这位是朱丽亚，马里兰州地区助理检察官，我们负责调查乌玛教授的死亡事件。数学系的朱可夫教授向我们推荐您，说您是乌玛的朋友，非常感谢您在假日里抽空配合调查。”

尹曼声音沉重地说：“乌玛是我在普林斯顿时候的好友，她的死对我是一个打击。如果有任何能帮助的地方，我都一定尽力。”

朱丽亚盯住尹曼的眼睛，那双深褐色的凹陷的眼睛里流露的是真诚的痛苦。

尹曼是霍普金斯计算机系最年轻的正教授，美国电子电器工程协会的研究员，和霍普金斯计算机系系主任同样是研究热门的网络构造领域，很受系主任的推崇。难得的是，他不仅研究做得很好，同时连续几年被学生选为霍大最受欢迎教授之一。根据之前收集的信息，尹曼对政治很感兴趣，很可能竞选下届的市议会议员，而他的岳父毫无疑问将提供最强有力的支持。

朱丽亚在心里把尹曼和昨天见过的忍做了一下比较，两个人显然都是聪明绝顶的人物，但差别很大。

尹曼是典型的优秀白人学者，生长在新英格兰地区，家境优越。本人高大英俊，身材一看就是一周起码两次去健身中心锻炼出来的。他看上去性格开朗幽默，待人热情体贴，让人如沐春风。

相比之下，忍则是另一种学者形象。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清秀瘦弱，孤僻内向，说话带刺，一板一眼，偶尔说出一句话噎人半天，总让人觉得被拒之千里之外。

但是朱丽亚在内心深处对忍更有好感，也许因为忍的样子和说话方式让她想起来自己的父亲。

做刑事调查必须尽量做到百分之百客观，朱丽亚在刚开始做助理检察官的时候无数次提醒自己。但是工作几年之后，朱丽亚意识到“客观”这两个字比在法学院学到的和在律师宣誓时复杂得多。在这个古怪的国家里，作为女性法律工作者和少数族裔，有所偏向不仅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简直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偏向叫做政治立场，而不叫做不客观。虽然在任何一条招聘手册上都不会鼓励检察官有政治立场，但谁都知道，一个没有政治立场的人永远不能在法律界得到晋升。对于胸怀大志的朱丽亚来说，树立自己的政治立场是毫无疑问的，她也一直活动于华人社区和妇女社团。但在处理媒体关注的案子的时候，对自己的种族和同性采取何种态度，却并非是单纯的袒护那么简单。

让朱丽亚印象深刻的是，尹曼对乌玛的回忆是从乌玛的哭泣开始的。

“乌玛是我见过的最投入的女性数学家。”尹曼把手指支在下巴下面，浓浓的眉毛压住眼睛，带着怀念的表情说道，“我不止一次看见乌玛哭泣，都是和数学有关。我认识乌玛的时候，她正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最后两年。那时候，乌玛已经三十五岁了。对于大多数二十多岁的博士生来说，学术研究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没有人会把它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更何况是女性。我第一次遇见乌玛，是在她的导师菲利茨教授的办公室。当时乌玛正在和菲利茨教授讨论她的博士论文，然后她就坐在那里痛哭，哭得浑身颤抖。”

“因为什么？”鲁斯坦翻了一下当时的笔记，明知故问道。

朱丽亚注视着尹曼。他的目光专注地落在咖啡馆窗外的一棵大树上，似乎在回想乌玛当时的样子。

“乌玛的英文不好，带着很强的口音，她就那么结结巴巴的，一边哭，一边对菲利茨教授说，她为计算付出了多少心血，她对自己有多么失望，就是这样自怨自艾。后来我从菲利茨教授那里知道，乌玛选择了一个非常难的题目作为博士论文，计算陷入了死胡同。而这个难题自从被提出，已经被搁置了接近一百年。由于在一个比较孤立的领域，能交流的学者非常少，加上计算量大，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触及。乌玛在那之前，已经没日没夜计算了半年，但还是得不到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