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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带着这种愉快的心情，他回到了办公室，也同样在这种愉快的心情下，他接起哈勒姆打来的电话。

“布莱尔先生吗？”哈勒姆说，“我现在在玫瑰皇冠酒店，恐怕要跟你说个不好的消息，格兰特探长在这儿。”

“在玫瑰皇冠酒店？”

“是的，而且他还带了法院的执行令？”

罗伯特的脑子忽然停止了运转。“搜查令吗？”他呆呆地问。

“不是，是拘捕令。”

“不可能！”

“恐怕是真的。”

“但他不可能有！”

“我知道，这会让你有点震惊。我承认，我自己也从未预料到会是这样。”

“你的意思是他们已设法找到了证人——？一个佐证证人？”

“他们有两个。这个案子已经立案并移送法院处理了。”

“我简直无法相信。”

“你是过来这里，还是我们去找你？我想你可能想出来跟我们会面。”

“去哪儿？哦，是的，是的，我当然要去。我现在就过去玫瑰皇冠酒店。你们在哪儿？大厅吗？”

“不，我们在格兰特的房间。五号房，平开窗面向街道的那间——就在酒吧上面。”

“好的，我马上过去。另外……”

“什么？”

“是对两个人的拘捕令吗？”

“是的，两个人。”

“好的。谢谢你。我马上过去。”

他坐了一会儿，平复下自己的呼吸，努力保持镇静。纳维尔因公出差了，不过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太大的帮助。罗伯特站起身来，拿起帽子，走向“办公室”的门口。

“赫塞尔廷先生，辛苦你了。”他说，在年轻员工面前他总是用这种礼貌的客套话；老赫塞尔廷跟着他来到大厅，走向阳光普照的门口。

“蒂米。”罗伯特说，“我们有麻烦了。格兰特探长从总部过来，还带了拘捕令，要逮捕法兰柴思的人。”即使他在说着这些话，也无法相信事情真的发生了。

显然，老赫塞尔廷先生同样无法接受，他目瞪口呆，许久说不出话来，苍白的双眼惊慌失色。

“有点儿震惊，是不是，蒂米？”他不应该期望从这个瘦弱的老员工身上得到什么法律建议。

尽管他满脸都是震惊的神情，年迈的身体也瘦弱不堪，但赫塞尔廷先生毕竟还是一名专业的法务助理，对罗伯特的法律建议迟早会有的。然而过了许久，他才回过神来。

“拘捕令。”他说，“为什么是拘捕令？”

“因为没有它，就不能逮捕任何人。”罗伯特有点儿不耐烦。难道老蒂米快不能胜任他的工作了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她们被指控的是轻罪，又不是严重刑事犯罪。他们肯定可以发传票的，不是吗，罗伯特先生？没必要逮捕她们，是不是？那只是个轻罪呀。”

罗伯特没想到这一点。“发传票传讯出庭。”他说，“是啊，为什么不这样呢？当然，若他们真想逮捕她们，那也没什么能够阻止。”

“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像夏普母女那样的人是不会逃走的，而且在等待出庭期间，也不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是谁发的逮捕令，他们有说吗？”

“没，他们没说。真是非常感谢，蒂米，你就像一杯烈酒，瞬间让我清醒。现在我必须过去玫瑰皇冠酒店——格兰特探长和哈勒姆在那儿——去面对这一现实。现在也无法提醒法兰柴思的人，她们的电话还是不通。我得过去被格兰特和哈勒姆牵着鼻子走了。而就在今天早上，我们还以为已经开始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纳维尔回来后你最好告诉他一下，好吗？而且还要阻止他因一时冲动做出的任何蠢事。”

“你又不是不知道，罗伯特先生，我从来就没能阻止过纳维尔先生做任何他想做的事。虽然在我看来，他上个星期出奇的清醒冷静，我是说隐喻意义上是这样的。”

“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罗伯特说着，走向阳光明媚的街道。

现在是下午时分，玫瑰皇冠酒店一片死气沉沉，他穿过大厅，走上宽阔的矮楼梯，中间没有遇到任何人，然后敲了敲五号房的门。格兰特，一如既往地平静有礼，打开门让他进来。而哈勒姆，隐约带着不快的神情，靠在窗前的梳妆台上。

“我知道你没料到会是这样，布莱尔先生。”格兰特说。

“是的，我没料到。坦白说，这让我非常震惊。”

“请坐。”格兰特说，“我不想让你着急。”

“哈勒姆警探说，你们获得了新证据。”

“是的，而且我们认为是确凿的证据。”

“我可以知道是什么吗？”

“当然可以。我们有一个证人，说他看到贝蒂·凯恩在公交车站被那辆车接走了——”

“是被‘一辆车’。”罗伯特说。

“是的，如果你非要这么说，被‘一辆车’——但其描述跟夏普家那辆车完全吻合。”

“英国有上万人都可以去这样做证。还有什么吗？”

“还有那个从牧场来的女孩，曾每周一次去法兰柴思帮忙打扫卫生，她将宣誓做证，她曾听到从阁楼里传来尖叫声。”

“‘曾’每周一次？现在不去了吗？”

“自从凯恩事件传得沸沸扬扬之后就不再去了。”

“哦，明白了。”

“这些证据本身不是很有价值，但对于证明那女孩的故事却至关重要。比如说她确实错过了拉伯洛到伦敦的巴士。我们的一个目击证人，说他看到那辆车在半英里外经过，过了一会儿，等他能看清公交站牌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女孩在等车。那条路又长又直，就是那条穿过曼舍尔的伦敦路——”

“我知道，我知道那条路。”

“好的。而且，当他跟那个女孩仍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他看到那辆车在她旁边停下，看到她上了车，还看到那辆车把她带走了。”

“没看到开车的人吗？”

“没有，距离太远了。”

“还有，那个从牧场来的女孩——她是自愿说出听到尖叫声的吗？”

“不是跟我们说的。她跟她的朋友谈到过，我们根据这一线索找到她，发现她很愿意为那个故事出庭做证。”

“在贝蒂·凯恩被绑架的消息传开之前，她就跟朋友提到这件事了吗？”

“是的。”

这是出人意料的，着实让罗伯特大吃一惊。如果这是真的——那女孩在夏普母女还没陷入任何麻烦之前就曾提到过尖叫声——那么，仅这一个证据就足以定罪。罗伯特站起身，在窗前焦躁不安地踱来踱去。这时他想起了本·卡利，心中满是妒忌：本不会像他这样厌恶现在的局面、没有足够的信心而又茫然不知所措；本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得心应手，他会欣然接受出现的任何问题，并且始终抱有战胜当局权威的希望。罗伯特隐约意识到，自己对当局权威根深蒂固的敬重，对他来说并不是有利的资产，而是一种障碍。他需要具备本的那种自然信仰，即当局权威并不是不可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