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国王

在我们耶克哈特基布兹，有个身材矮小的单身汉。他叫兹维·普罗维佐尔，五十五岁左右，两只眼睛不住地眨动，喜欢散布坏消息：地震、飞机失事、楼房坍塌砸了住户、火灾、发大水。他每天早早地便看报纸，收听各种新闻广播，这样一来，他就能在食堂门口截住我们，用那些新闻让人大吃一惊：在加勒比海，一艘渡船翻了，六百名乘客淹死……他还用心记讣告。他总是最先知道哪位名人去世，并把消息告诉整个基布兹。一天早晨，他在诊所门前的小路上把我拦住。

“你听说过一位叫维斯拉夫斯基的作家吗？”

“听说过。怎么了？”

“他去世了。”

“很遗憾听说此事。”

“作家也会死的。”

还有一次，我正在食堂值班，他截住了我：“我看到讣告栏里说你祖父去世了。”

“对的。”

“三年前，你外公去世了。”

“对的。”

“那么这是爷爷辈最后一位亲人了。”

兹维·普罗维佐尔是基布兹的园丁。他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重新放置洒水器，给花圃松土，栽种，剪枝，浇水，用突突作响的割草机修整草坪，喷洒防治蚜虫的农药，施撒有机肥料和化肥。他的腰带上挂了个小收音机，不住地给他提供灾难信息：“你听说了吗，安哥拉发生了大屠杀。”

不然就是：“宗教部部长去世了。消息十分钟前才发布。”[1]

基布兹里的人都躲着他。在食堂，他们很少和他一起坐在同一张桌前吃饭。夏日的傍晚，他常常独自坐在食堂前大草坪下面的一条绿色长椅上，看孩子们在草坪上玩耍。晚风吹起他的衬衣，吹干了他的汗水。灼热的夏日，月亮散发着红光，在高大的柏树梢头升起。一天晚上，兹维·普罗维佐尔跟坐在旁边一条长椅上的女士露娜·布兰克打招呼。

“你没听说吗？”他伤心地问她，“西班牙的一所孤儿院被烧毁了，八十个孤儿被烟活活呛死。”

露娜是一位四十五岁的寡居老师，她用手绢擦擦额头的汗水说：

“太可怕了。”

兹维说：

“只有三个孤儿获救，且个个情况危急。”

他工作兢兢业业，赢得了我们所有人的敬重：他在基布兹生活了二十二年，上班时从未请过一天病假。多亏了他，基布兹才花木丛生。每块未派上用场的土地，都被他种上了时令花卉。他零零星星地建了一些岩石园，在里面种上了各种各样的仙人掌，还搭了一些木质的葡萄架。在食堂前，他修建了一座汩汩冒着水泡的喷水池，里面有金鱼和水生植物。他拥有很好的美感，大家对此颇为欣赏。

但是背地里我们叫他“死亡天使”，说他的闲话：他对女人不感兴趣，从来也没对任何女人感过兴趣，实际上他对男人也没兴趣。年轻人辛德林惟妙惟肖地模仿兹维，逗得我们狂笑不止。下午，基布兹成员坐在门廊上喝咖啡，或者跟孩子在屋前小草坪上玩耍，兹维·普罗维佐尔会到俱乐部看报纸，坐在那里的还有五六个像他这样的单身汉、书迷、劲头十足的辩论家、老光棍儿，鳏夫或者离异人士。

鲁夫卡·罗斯，一个长着两只大蝙蝠耳的小个子秃头，会在角落里咕哝：报复性的袭击只能使暴力升级，因为复仇导致复仇，冤冤相报何时了。

其他人会立即予以还击：“你在说什么呢？我们不能就这样放过他们！”“克制与姑息只能让阿拉伯人更加肆无忌惮。”

兹维·普罗维佐尔会眨眨眼睛说：“最终会演变为战争。只会引发可怕的战争。”

结巴伊曼纽尔·格劳斯曼会激动地说：“战——战——争。非——常好。我们会——会——赢，夺——夺取他们的土——土——地，直——直抵约——约——约旦。”

鲁夫卡·罗斯脱口而出：“本-古里安是个下棋高手。他总能看到五步之外。只是他干什么都是凭靠武力。”

就这个问题，兹维·普罗维佐尔忧心忡忡地预言：“我们要是输了，阿拉伯人会把我们消灭光。我们要是赢了，俄国人会冲我们大发脾气。”

伊曼纽尔·格劳斯曼会恳求大家：“够——够了，朋友们，安——安——安静点。让我——我平——平心——静——静气念段报纸。”

兹维沉默片刻说：“你听说了吗？据说挪威国王得了肝癌。我们的地方官也得了肝癌。”

爱逗乐儿的罗尼·辛德林只要在鞋店或者更衣室看到兹维，就会用奚落的口吻问：“死亡天使，今天哪架飞机失事了？”

兹维·普罗维佐尔和露娜·布兰克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他们每天傍晚谈天说地。他坐在草坪左侧长凳的右手边，她坐在右侧长凳的左手边，离他很近。他说话时眼睛不住地眨动。她身穿一件漂亮的无袖太阳裙，指尖把弄着手绢。她夸赞基布兹花园，那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她说因他之故，大家生活在一片绿茵茵的草地上，生活在果园枝繁叶茂的树荫下、繁花盛开的花圃中。她有迷恋华丽辞藻的习性。她教三年级，画一手精美雅致的铅笔画，作品就挂在我们一座座小房子的墙上。她脸圆圆的，面带微笑，睫毛长长的，不过脖子上有些皱纹，双腿细瘦，几乎平胸。她的丈夫几年前服预备役时在加沙被杀，他们没有小孩儿。基布兹人认为她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一个克服了自身悲剧、全心全意投入教育事业的女子。兹维给她讲了玫瑰的不同品种，她热切地点头，似乎赞同每一个字眼。接着他详细地描述了苏丹发生的一场可怕蝗灾，那几乎毁灭了整个苏丹。露娜说：

“你这么多愁善感。”

兹维快速眨着眼睛说：

“这样一来，苏丹就没有那么多绿色植物了。”

露娜说：

“你为什么把世上的伤心事都扛到自己肩上呢？”

兹维回答：

“对生活中的残酷视而不见，在我看来，既愚蠢，又有罪。对生活中的残酷，我们几乎束手无策，但至少需要承认它。”

一个夏日的傍晚，她邀请兹维到屋里喝咖啡。他是穿着下班后的衣服来的：一条卡其色长裤，一件浅蓝色短袖衬衫。他的收音机仍然挂在皮带上。晚上八点，他说了声抱歉，就听起了新闻。露娜·布兰克房间的墙壁上挂着几幅她的铅笔画作品，用简易相框装裱起来，画的是如梦如幻的年轻女子和风景、石山、橄榄树。窗下是一张双人床，床上放着富有东方情调的刺绣枕头。白色的书架上由高而低放着一排书，从梵高、塞尚、高更的画册，到开本较小的卡苏托版本的《圣经》，最后是哈西弗里亚·莱阿姆出版的小开本长篇小说。房间正中是一张圆形的咖啡桌，两旁各有一把扶手椅。桌子上铺着绣花桌布，上面放有两套咖啡杯和饼干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