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语

马丁·温德伯格的邻居奥丝娜特傍晚前来看他。她手上端着一个托盘，里面放着一只用盘子盖着的盘子和一个用茶托盖着的杯子。马丁一个人住，常年抽烟，呼吸道出了问题。下午时分，他会坐在小小的门廊上看报纸，偶尔通过连着氧气箱的氧气罩吸氧，因为他的肺功能正在衰减。他有时夜里也戴上氧气罩。然而，只要有力气，他就会早晨六点起床，到修鞋店里工作三四个小时。他坚信我们必须忠诚于体力劳动的原则。“劳动，”他说，“在道义和精神上都很重要。”

“我从食堂给你带了一点吃的。把报纸放下，吃一点怎么样？”

“谢谢你。我不饿。”

“你得吃东西。就是鸡蛋饼和沙拉。”

“也许过一会儿再说。”

“过一会儿蛋饼就凉了，沙拉就不新鲜了。”

“我也已经凉了，不新鲜了。谢谢，奥丝娜特，你真的不必关心我了。”

“那谁关心你呢？”

自从布阿兹弃她而去，与阿丽埃拉·巴拉什同居，这几个月来，奥丝娜特一直独自住在隔壁。每天傍晚，她都用托盘给马丁端来晚餐，因为上坡去食堂对马丁来说太困难，让他喘不上气。他独自一人来自另一个基布兹，那里住的都是荷兰人。他离开他们是因为观点不同：他们允许大屠杀幸存者把德国人的部分赔款存到私人账户，而马丁也是大屠杀幸存者，他认为财产就是原罪，而德国人的赔款等于不义之财。

这是一个固执、武断的人。他身材瘦削，灰色卷发硬得像钢丝绒，两只乌黑的小眼睛富有穿透力，眉毛浓密，脸颊塌陷，肩背佝偻。他患有肺气肿，呼吸声沉重刺耳。尽管生着病，他有时也会抽上半支香烟，气喘吁吁的，却不肯戒烟。他年轻时在鹿特丹教世界语，但1949年来到以色列之后，就没有机会使用那种非凡的语言。他曾想在耶克哈特基布兹开一门小课，教世界语。他相信国家会被消灭，没有了民族界限之后，国际和平主义者兄弟会将代替国家。他来到我们这里时想学修鞋，不但把我们的鞋子修得很好，而且自己做童鞋和凉鞋。我们管他叫制鞋博士。

在基布兹，他被视为道德模范。在全体大会上，他经常提醒我们为什么发起基布兹运动，基布兹的最初理想是什么。然而也有人认为他古怪，因为他和我们在一起后，从没有误一天工。要是生病了，得在床上躺一两天，他就会在周六给大家修鞋，把耽误的工期补上。他相信整个世界很快便会觉醒，彻底消灭金钱，因为钱是万恶之源，是连绵不断的战争、冲突和剥削的起因。尤为重要的是，他还是个素食主义者。喜剧演员罗尼·辛德林称他是耶克哈特基布兹的甘地。两年前，罗尼扮成马丁·温德伯格的模样前来参加我们的普珥节[6]化装晚会。他披了条白色床单，身后拖了只山羊，山羊脖子上挂着世界语标记，上面写着：我也是人。

奥丝娜特说：

“要是你吃饭，我就陪你待一会儿。我在你睡觉前给你放三首歌。”

“我不饿。”

“要是你吃至少半个蛋饼，我就给你放一首歌；要是你吃半个蛋饼和一些酸奶，我就给你放两首；要是你把沙拉和面包也吃了，你可以给我做简短的讲座。”

“你可以离开。走吧。外面有音乐，有许多小伙子，他们在跳舞。去吧。”

但过了一会儿，他变得温和起来：

“好吧。好吧。你赢了。我吃一点。你自己看着。我吃了。”

奥丝娜特随身带来一台简易录音机，我们给小孩子用的那种。他吃饭时，她就播放《在加利利湖畔》和《据说有一片土地》。马丁吃了几口鸡蛋饼和一点酸奶，做个了鬼脸，碰都没碰沙拉，也没碰面包，但是让奥丝娜特帮忙，抿了几口她从食堂为他端来的杯子里那温吞吞的茶水。他基本上不在房间里放私用水壶或茶杯：聚敛财富是人类社会的祸根；财富慢慢统治灵魂，奴役它，此乃自然法则。马丁也不相信家庭结构，因为一个家庭单位因其本身性质之故，在家庭与社会之间制造了不必要的障碍。他相信应该由共同体，而不是亲生父母来养育孩子：这里的一切都属于我们大家，我们互相拥有，孩子也归我们共同所有。

马丁·温德伯格的房间陈设如同苦行僧的一般简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只蒙着帘子的大板条箱里挂着他的衣服，另一只放在铁架子上的板条箱用作书架，上面放着用六种语言写成的关于哲学和学术研究的著作，四五本德语、荷兰语和世界语小说，几本诗集和字典，以及一部收有古斯塔夫·多尔绘画的《圣经》。墙上挂着世界语创立者柴门霍夫的一张照片，有朝一日，五大洲的人都会讲世界语，因此个人与民族之间的界限会消除，世界会回归巴别塔咒语之前的状态。

奥丝娜特把马丁扶上床，轻轻抚摸他的额头。她关掉顶灯，留他床头的小灯开着。马丁没有躺下，而是坐在那里，用枕头支撑着头和肩膀，以减轻呼吸的痛苦。每天夜里，他会那样坐在床上等候时断时续的短暂睡眠。奥丝娜特用氧气罩罩住他的鼻子和嘴巴，下面露出塌陷双颊上的灰白胡楂。她抻平毯子，问马丁是否需要别的东西。马丁隔着氧气罩说：

“不要。谢谢。你是天使。”

接着他摘下氧气罩说：

“马丁天性善良慷慨。只是由于社会的不公将其置于自私与残酷之中。”

又说：

“我们都得变得像孩子那样纯真无瑕。”

奥丝娜特站在门口说：

“孩子都被宠坏了，残酷，自私。像我们一样。”

然而，因为他们都没有孩子，也因为他们不想让晚上在争论中结束，两人都没有进一步阐释自己的不同意见，只是互道晚安。她走了以后，马丁床边的小灯依然亮着。他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包香烟，利用奥丝娜特离开的机会，抽了半支，在烟灰缸里把烟头掐灭，喘着粗气，而后把氧气罩放到自己的脸上，呼吸急促而微弱。他倚靠在枕头上，看一个著名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写的一本书，这个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权威以及屈从于权威乃是对人性的背离。而后他半坐着打了个盹儿，透明的氧气罩挡住了下半边脸，灯依然亮着，在他床头一直亮到天明，纵然马丁相信浪费是一种榨取，节约是道德需要，但是黑暗令他恐惧。

奥丝娜特临走时拿走了托盘，然而绝大多数食物还剩着。她把托盘放在门廊的台阶上，第二天早晨去洗衣房上班时拿到基布兹厨房。而后她在柏树林里的大路上散了会儿步，花园里的灯把大路照得通明。自从布阿兹弃她而去跟阿丽埃拉同居以来，奥丝娜特变得对周围的一切尤其敏感，注意路人的说话、鸟鸣和狗叫。散步时，她觉得自己听到了马丁叫她回去，但她意识到那只是她的想象，因为即便马丁叫她，她在这么远的地方也不可能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