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费玛迷失在森林里（第2/5页）

“看在上帝的分上，如果现在还没到八点又怎么样?难道我们对语言的责任在办公之外的时间就停止了吗?只在工作日的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还除了午餐时间的时候里有效?我可是在谈正经的。你暂且忘掉舒拉、尼娜和你的白兰地吧。这会儿倒是喝白兰地的好时候。我之所以消沉，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鉴于目前的局势，你们剩下的这些人似乎都谈不上真正的消沉。今天早上的报纸你看过了吗?我希望你能把我说过的话看作议事日程的提案。标题就是‘抵御越发加剧的语言污染现象’。我建议，从现在起，至少鉴于占领地上的各种暴行，我们干脆停止使用‘我们’。”

“费玛，”茨维说，“你稍停片刻。整理一下你的思绪。哪是第一个‘我们’，哪是第二个‘我们’?你把你自己给绕住了，伙计。我们干吗不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一放呢?我们下周再探讨吧。面对面地。我们无法在电话里就这样的论题达成共识的。而且，我得赶紧出门了。”

可费玛就是不屈不挠，也不把电话搁下来。

“你还记得阿米尔·吉尔博亚[8]诗作里那个著名的诗句吗?‘一个男人在一天早晨突然醒来，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便开始徒步出发。’这正是我要探讨的荒唐说法。首先，教授，实际上，请你扪心自问：你早晨醒来，突然就觉得你是一个国家，这种事在你自己身上发生过吗?最早最早也是午餐之后嘛。到底有谁能在早晨醒来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的呢?居然还要徒步出发?也许吉乌拉·科亨[9]是这样。有谁早晨起床不觉得难受的呢?”

克鲁泡特金大笑起来。这下更鼓舞了费玛，他又一次越发不可收拾地说道：

“但是，你听着。要严肃。已经到了不可以自我感觉像是一个国家的时候了。停止行走的时候也到了。我们别再说这些废话了。一个声音在向我召唤，我就去了。不管我们被派到哪里——我们都要去。这是半法西斯的思想。你不是一个国家。我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谁能成为一个国家。在早晨不行，在晚上也不行。顺便说一下，事实上我们怎么样也成不了一个国家。至多，我们好像是一个部落。”

“你又来了，又在那里说‘我们’了。”茨维格格地笑起来，“你应该拿定主意了，费玛。现在就请你做出抉择：我们是‘我们’，或者我们不是‘我们’?到了一个上吊者的家里，你不应该先把他脚底下的木桶踢倒再为他解开绳索。别多心。抱歉，可我真得挂电话走了。顺便说一句，我听说尤里这个周末要回来。咱们星期六晚上安排点什么活动不好吗?再见。”

“毋庸置疑，我们不是一个国家。”费玛还在那里坚持自己的说法，他不想听对方在说些什么，同时自以为是地怒火中烧，“我们是一个原始部落。社会渣滓，这就是我们。尽管如此，那些德国人，还有法国人和英国人，他们没权对我们居高临下地说话。和他们比起来，我们都是圣人。更不用提他们当中的其他人了。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看到沙米尔昨天在纳塔尼亚[10]的样子了?看到他们在阿什杜德海滩对那位阿拉伯老人都干了些什么吗?”

当茨维抱歉地放下听筒时，费玛还冲着电话在那里无动于衷地、自以为是地咕噜了一句：

“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吃够苦头了。”

他在这里泛指以色列国、温和派、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可是放下话筒之后，他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我们千万不能变得歇斯底里。他差点儿又把电话给茨维打了过去，他要提醒他如今正潜伏在我们四周的绝望情绪和歇斯底里情绪。他对自己的老朋友，一位如此聪颖博学的人，到现在还难能可贵地发出理性声音的人居然粗暴无礼，他为自己感到羞愧。尽管他还是有点儿感到悲哀，这样一个平庸的学者现在居然要做系主任了，要坐在他那些杰出的前任所坐过的交椅上；相比之下，他茨维只不过是一个弱智。想到这里，他突然想起十八个月前，他因为要切除阑尾入住哈达萨医院，是茨维卡设法争取到自己那位当大夫的哥哥为他帮忙的。他自己来帮忙，还让舒拉来帮忙。事实上，那些天他们两口子几乎就没有离开他的病床。出院后，茨维又同格芬夫妇和特迪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来照看他。他当时发高烧，就像个被宠坏的孩子，在那里没完没了地折腾他们。可此时此刻，他不但在伤害茨维，而且在他刮胡子的中间打扰他，说不定还导致他去大学里讲课迟到呢。而且还恰恰就在他要做系主任的节骨眼上。就今天晚上，费玛决定，他要再给他打电话。他要向他道歉，可他仍然要把自己的立场给他重新解释一遍。不过，这次一定要克制，要冷静、犀利、合乎逻辑。还有，他不能忘了给舒拉送去一个吻。

费玛赶紧向厨房奔过去，因为他觉得，和茨维卡谈话之前他就把新买的电水壶插上了，在那里烧开水，到这会儿大概已经步上其前辈的后尘了。刚刚跑在半道上，电话铃响了，于是停在那里，不觉进退两难。稍稍犹豫了一会儿，他拿起话筒，对父亲说：

“稍等一会儿，巴鲁赫。厨房里有什么东西烧焦了。”

他冲进厨房一看，水壶安然无恙，正在大理石的操作台上闪烁着让人愉悦的光芒。看来又是虚惊一场。然而匆忙之中，他把架子上的那台黑颜色的晶体管收音机给撞了下来，收音机摔裂了。他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对着话筒说道：

“一切正常。我在听着呢。”

原来，老人给他打电话只是为了告诉他，他给他找到了一些工匠，工匠下周就可以来，给他的公寓墙重新抹泥灰、粉刷。“他们都是阿布迪斯村的阿拉伯人，所以根据你的口味，这是绝对的可食[11]，埃弗雷姆。”这番话让老人想起了一个迷人的哈西德派故事。根据犹太传说，天堂上的义人能够允许在吃利维坦[12]还是吃野牛上随便选择，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或许总有那么一个极端挑剔的犹太人，他坚持要吃鱼，因为他不能依靠上帝本人的饮食规定来生活。

接着，他给费玛解释这个笑话的外在意义和内在意义，到最后，费玛甚至觉得父亲身上那股特别的气味已经通过电话线传进了自己的鼻孔：那是一种东欧的鸡尾酒气味，将一股淡淡的香气和没有晾晒的被子的味道混在一起，是一种胡萝卜烧鱼的味道和黏绵的烈酒的清香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他心里充满了反感，他又为这种反感觉得羞愧，他又产生了由来已久的冲动，他要向父亲挑衅，挑战一切他认为神圣的东西，直到他大为光火。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