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一个黄灰二色相间的又旧又小的火车站,两侧有水泥砌的栅栏,栅栏后是站台,我从轮胎火车下到站台上来。一个穿旱冰鞋的小孩在土堤的树下溜冰玩,除他之外,车站广场空无一人。

我想,很久以前,我也在这儿玩耍过。这个宁静的广场的确令我回想起一些事。我从巴黎乘火车来,祖父霍华德·德·吕兹来接我,抑或相反?夏天的夜晚,我陪着婚前叫做梅布尔·唐纳休的祖母到站台上等他。

稍远处有条与国道一样宽的公路,但驶过的车辆寥寥可数。我沿着一个公园往前走,公园围着水泥栅栏,和我在车站广场上见到的一模一样。

公路另一侧有几家带顶棚的商店,一家电影院。接着,在一条坡度平缓的大街街口,有家旅店掩映在绿树丛中。我毫不迟疑地走上这条大街,因为我研究过瓦尔布勒斯的平面图。大街两侧树木成行,尽头是围墙,栅栏门上钉着一块木头已朽腐的牌子,我连猜带蒙读出了上面写的几个字:地产管理处。栅栏门后有一片无人照管的草坪。尽里头有座路易十三式的、砖石结构的长条建筑物。建筑物中央,有座凸出的高出一层的楼,正面的两端各有两座圆顶侧楼。百叶窗全部关着。

我也许正面对着度过了童年的城堡,一股悲凉感油然而生。我推推栅栏门,没费力就把门打开了。我有多长时间没有跨进这个门槛了?右边,我注意到有座砖房,这一定是马厩了。

草深没膝,我力图尽快穿过草坪去城堡。这座静悄悄的建筑物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担心在正面墙后只剩下高草和断壁颓垣。

有个人叫我。我转过身去。那边,在马厩前,一个男人挥着胳膊。他朝我走来,我待在好似热带丛林的草坪中间,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一个身材颇高的粗壮汉子,穿着绿条绒衣服。

“你有什么事?”

他在离我几步远处停了下来。棕色头发,蓄着唇髭。

“我想了解霍华德·德·吕兹先生的情况。”

我往前走。或许他就会认出我?每一次我都心存希望,而每一次我都大失所望。

“哪位霍华德·德·吕兹先生?”

“弗雷迪。”

我用变了调的嗓音说出“弗雷迪”三字,仿佛这是经过多年的遗忘后我又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他瞪大了眼睛。

“弗雷迪……”

此刻,我真以为他在叫我。

“弗雷迪?他不在这儿了……”

不,他没有认出我。谁也认不出我。

“你到底有什么事?”

“我想知道弗雷迪·霍华德·德·吕兹的近况……”

他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一只手伸进长裤的裤兜。他就要拿出一件武器威胁我了。不,不,他从兜里掏出一条手帕擦额头上的汗。

“你是谁?”

“很久以前,我在美国认识了弗雷迪,我想得到他的音信。”

听到这句谎话,他的脸上突然露出了喜色。

“在美国?你在美国认识了弗雷迪?”

“美国”这个字眼似乎使他浮想联翩。我相信,他甚至想拥抱我,因为他非常感激我“在美国”认识了弗雷迪。

“在美国?那么,你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当着那个……那个什么人的心腹?”

“那人是约翰·吉尔伯特。”

他的怀疑顿时烟消云散。

他甚至抓住了我的手腕。

“到这儿来。”

他拉着我顺着围墙根往左走,那儿的草矮一些,原先可能是一条路。

“我好久没有弗雷迪的消息了,”他声音低沉地对我说。

他那身绿条绒衣服磨得发白,有几处露出了线,在肩膀、肘部和膝盖处用皮子打了补丁。

“你是美国人吗?”

“是。”

“弗雷迪从美国寄给我好几张明信片。”

“你留着这些明信片吗?”

“当然啦。”

我们朝城堡走去。

“你从没来过这儿?”他问我道。

“从来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地址的?”

“是弗雷迪的一个堂兄弟,克洛德·霍华德·德·吕兹告诉我的。”

“不认识。”

我们来到城堡正面的圆顶楼前。我们绕着它走,他向我指着一个小门:

“这是唯一可以进去的门。”

他用钥匙开了门。我们走进去,他领我穿过一间阴暗的空屋子,然后沿着一条过道走。我们又来到一间屋子,彩绘大玻璃窗使它看起来像礼拜堂或玻璃花房。

“这是夏季餐厅。”他对我说。

没有家具,只有一张磨旧了的红绒面沙发,我们坐下了。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只烟斗,平静地将它点燃。日光透过彩绘大玻璃窗,显出淡蓝的色调。

我抬起头,发现天花板也是淡蓝色的,其间有几个更浅的点:云彩。他注意到我的视线。

“天花板和墙是弗雷迪粉刷的。”

屋子唯一的一面墙漆成了绿色,上面有株模糊不清的棕榈树。我尽力想象昔日我们用餐时这间屋子的样子。我在天花板上画了蓝天,我想通过这株棕榈树给绿墙增添一点热带情调,微蓝的光线透过彩绘大玻璃窗落在我们脸上。但这些脸是谁的脸呢?

“这是唯一还可以进去的房间,”他对我说,“每扇门上部都贴了封条。”

“为什么?”

“房子被查封了。”

这句话令我手脚冰凉。

“他们把一切都查封了,我呢,他们让我留在这儿。但能留多久呢?”

他用力吸烟斗,摇着头。

“不时有个地产的家伙来视察。他们好像还没有决定。”“谁?”

“地产的人。”

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但我想起朽腐的木牌上写着:地产管理处。

“你在这儿很久了吗?”

“是呵……我是在霍华德·德·吕兹先生,就是弗雷迪的祖父去世时来的……我照管园林,为夫人开车……弗雷迪的祖母……”

“弗雷迪的父母呢?”

“我想他们很年轻时便死了。他是由祖父母抚养大的。”

这么说,我是由祖父母抚养成人的。祖父死后,我和婚前叫梅布尔·唐纳休的祖母以及这个人在此生活。

“你叫什么?”我问他道。

“罗贝尔。”

“弗雷迪怎么称呼你?”

“他的祖母叫我鲍勃。她是美国人。弗雷迪也叫我鲍勃。”

鲍勃这个名字引不起我的联想。而他呢,他终究没有认出我来。

“后来,祖母也死了。这时经济上已很拮据……弗雷迪的祖父挥霍光妻子的财产……一份美国的巨产……”

他从容不迫地抽着烟斗,缕缕青烟升上天花板。这间屋子,连同它的彩绘大玻璃窗以及弗雷迪在墙上、天花板上画的画(我的画?)……对他而言一定是个庇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