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豹（第3/11页）

我们各自进餐。麦克辛待在水银灯大放光明的办公室，我在隧道里闲晃。我已经在这些隧道里漫步了好多个钟头，却依然看不到尽头。有朝一日，一列列火车将载着我们的人民穿越这个地下世界，民众将满怀谢意，我们以他们的名义在此进行的种种工作也将得到肯定。

下午我们专注于一幅伊萨克·布罗德斯基的油画（译注：Isaak Brodsky，1883—1939，苏联画家，社会主义写实画风的鼻祖），画中的列宁抵达市区的芬兰火车站，但当年我们的城市称为“圣彼得堡”。

“麦克辛，你注意到这幅画的透视效果吗？”我问。“没影线全都集中在画中人物张开的嘴巴，借此把注意力的焦点拉到他的演说，你看得出来吗？这种技法远溯自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你不妨想想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杰出的画作非常罕见。

麦克辛眉头一皱，指指躲在列宁身后的托洛茨基，这人非得删除不可，因为他当时绝对不在场。

“得了吧。”他语带轻蔑地说，跟往常一样蔑视形式主义。“光是修正这幅油画就得花好多时间，你不必再跟我解释整套西洋艺术史。反正绘画艺术原本就应该随着达·芬奇画下句点，趁着登峰造极之时收场。”

说来遗憾，我恐怕是最后一批革命之前就读于“皇家艺术学院”的画家。这些跟麦克辛一样俗气的后辈新人，自小在学校里沾着稀薄的灰泥，还没学会画画就懂得审查。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学习那些他们正在摧毁的艺术，也不懂得鉴赏他们手下的艺术品。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有机会修正我自己的一幅画，那是我十年前的作品，完成于一九二七年，描绘十月革命。在一场无产主义阶级的起义行动中，我误将两个人画入抗争的人群之中，这两人当时并不在场。我还注意到其他错误，比方说一株稍微歪斜、技法不佳的白杨树，或是单调呆板、空空荡荡的夜空，虽未接获指示，我依然自行动手修正。一个下午就做得完的工作，我花了两星期完成。一个人难得有机会重新来过。

麦克辛把另一张照片放到桌上。

照片中一位芭蕾舞伶浮悬于马林斯基芭蕾舞团的舞台上，她的左手高举，迎向一盏隐匿聚光灯发出的光影，漆黑的秀发上戴着一顶羽毛头饰，一个若隐若现的男子伸出双手，粗壮的手指紧紧圈住她的纤腰，可能是托举她、抛掷她、抱起她，或是接住她。摄影师自后台取景，前五排的观众清晰可见。

“这人是谁？”

麦克辛耸耸肩。她是谁完全不重要。上面把她的照片交给我们，这就足以证明她已不再是个芭蕾舞伶。

但在这张照片中，她依然身穿芭蕾舞短裙和舞袜，剧院座无虚席，在她的更衣室中，玫瑰花插放在清水里，香槟冰镇在冰块中。她依然拥有她的事业、一栋家宅、一张文凭、一纸出生证明。

我知道我应该为我的喷笔上色，凑近她圆润的脸颊，但她看起来好像我的弟媳——荒谬至极。我晓得，我若毁损她的面貌，似乎对她本人、这张相纸、喷笔中的油墨、任何一只将会拿起照片的手、任何一双将会看见照片的眼睛，加诸残酷不仁的伤害。

我发誓我从来没有兴起这种念头。我静候心中的激荡慢慢平息。麦克辛已经注意到我的神情，他问我是不是不舒服。

“头昏。”我跟他说，“头重脚轻。”

“你应该好好吃你的午餐，而不是在隧道里晃来晃去。”他说，然后建议我们将芭蕾舞伶留待明天修正。

等到我爬上木阶、回到路面之时，太阳已经像是一枚铜板，缓缓垂落在地平线。时值十月底，冬天的脚步已近。再过不久，暗夜将会包覆大地，整个圣彼得堡将变成一个我走过的隧道。

一座座色彩柔和的宫殿林立于涅瓦河岸，宫殿出自意大利建筑师拉斯提里，或是后代仿效者之手，我已经忘了哪一栋是真品、哪一栋是赝品。拉斯提里一七七一年在此地与世长辞，你可以看到后代增建的车道、车库、天线、装了铁条的窗口和锻铁大门。这些增添的建筑物是否破坏了拉斯提里设计的初衷？或者说，身为受聘于皇室的艺匠，他是否意识到一个人的艺术创作就像政治观点、道德感和信念，全都受制于社会的影响？

一张海报宣扬：女人，别受骗上当，参与体育活动！另一张海报上有个眼睛蒙上布条、步步走下悬岩的男人：目不识丁之人，就像是相信自己所见的瞎眼男子。

一走进公寓，我的眼镜随之模糊。我摸寻壁炉的余温。八十多年前，一位波兰籍侨民在这条街上发明了电暖炉；直至今日，我却依然等着获取我的那一座。五年前受到提拔时，一群人数足以组成一支足球队的喽啰横扫我的公寓，没收每一张包含了我的脸孔的照片。这是预防措施，他们解释。

除了一幅领袖肖像之外，我的墙上一片空白。肖像加上晕光效果，致使脸孔似乎飘荡在柔和的光影中，好像一幅陈旧画像里的圣徒。如果天堂只可能存在于世间，那么天主也只可能是个凡人。

我把肖像翻过来，肖像背面，我已画上一只宛似法国画家亨利·卢梭笔下的丛林狸猫，金黄的斑点一闪一闪，躲在青绿的树叶之间窥视。我轻叹一声，心中慢慢升起一股归属感。这下我才感到自在。

在我这个时代，我的职业等于是一个拙劣画家的次选酬赏。我在“皇家艺术学院”读了一年书，在学校里，我帮水果盘和花瓶素描，尽量把每一件小小的静物画得跟照片一样真切。接下来进阶到肖像画，我终于在这项最完美的绘画艺术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志业。肖像画家必须以一笔一画称颂人类的错综与繁复。在其他数百万人眼中，肖像模特儿的眼睛、鼻子、嘴巴，看来可能眼熟，但模特儿的五官，就像画家心中不可或缺的苦楚与喜乐，在他眼中依然独特。艺术起始于这种称颂的心情，或许恩慈和同情也是。如果歹徒在犯法之前手绘受害者的脸孔、法官在判刑之前手绘罪犯的容貌，那么刽子手就没有机会手绘任何一张脸孔。

“艺术让我们不会因真实而亡故。”我把这句尼采说的话贴在工作桌上。但我从学生时代就已知晓，我们可能轻易因艺术而亡故，就像我们也可能死于其他形式。当然有一小群货真价实的梦想家将尼采所言奉为谕旨，而非对于现实的讽刺。但是这会儿，他们要么一命呜呼，要么锒铛入狱，他们的作品甚至比我的画作更不可能装点皇殿的高墙。革命之后，教堂遭到洗劫，无价的艺术品被卖到国外，换取工业机械；我起先不情不愿地参与，一边梦想着绘制人物肖像，一边动手破坏圣像，即使是那个时候，我也已一手画出、一手抹去人们的脸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