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第3/22页）

几分钟后，飞机到了海上空。海面皱巴巴的，像丁尼生①诗中的片段。海波光粼粼，呈灰色和银色，而不是蓝色。正如丁尼生的诗句描述的那样，它的确在爬行。这是我活了十几年从未见过的世界。

接着小飞机升空入云，在云层之上翱翔，直到抵达波多黎各。五年前我就从一个坐飞机去牙买加的人那儿听说了半空中看到的云有多美，他也许坐在更小的飞机中。那是我所预期的美和体验，我陶醉其中。云彩之上总是阳光！云如此坚实，如此纯粹。我只能目不转睛地看着；真正占有那种美，感受那种特殊体验的极限是不可能的。我看见了少有人看见的景致！我所看见的云上的世界，即便在没有被看见的时候，也总是在那儿；在空中（有时在地上看日落的时候），人的思想能穿行到过去或未来——穿行过无数年代。

我们到了波多黎各。那是傍晚时分。才过了几个小时，我们就到了另一个国家。旅行啊！这里说另一种语言；有黑白混血儿，但是与我故乡的混血儿有细微差别。

飞机棚里有个黑人。（或者在我看来是这么个地方。这里没有候机楼。虽然当时坐飞机是种奢侈的行为，但总有些简陋的地方。）黑人是从小飞机上下来的。我问他是不是特立尼达人。我当然知道他是，我在飞机上看到他了。但是我还是问了那个问题。为什么？为了交朋友吗？不需要。我意识到自己的虚伪。在飞机棚里，有个从另一架飞机上下来或者在等另一架飞机的人，他在看当天的《纽约时报》。这个广阔的世界总是存在于我们小岛之外——像云朵之上的太阳，一直存在着，无论有没有被看到。这个广阔的世界如今触手可及！

八个小时，还是十三个小时？——我们在暗空中飞往纽约。几小时的路程之外是我的岛，那里没有什么值得品味，甚至连灯光都透出一种杀人的特质（我觉得）。我像是随便哪个初次进城的农民，置身于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我一直知道这个世界的存在，但要接近它必得付出高额路费。然而正如在童话中那样，邪恶总是伴随奇迹而来。随着小飞机在夜色中飞行，想到纽约我就心生惧意。可怕的不是城市，而是抵达的时刻：我无法想象那一刻。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旅行的恐慌。

坐我边上的是个英国女人，带着一个孩子。我只能这么看待他们：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孩子。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把两人归于何处。

我要写日记。我带了个廉价记事本，封皮上有个口袋，里头装了几个信封。我还有一支淡紫色的“擦不掉”铅笔，是那时候的要人们——尤其是特立尼达的官员——使用的那种。舔一下铅笔，色彩就变得鲜艳；干燥时颜色暗淡。我随身带着本子和铅笔，因为我出门远行是为了成为作家，我需要迈出第一步。

我请空乘小姐帮我削铅笔。这样做有几分是为了体验乘飞机的奢侈。飞机小，但提供了不少小服务，航空公司的广告上是这么说的。我的要求是一种挑衅；让我吃惊的是，那个空乘小姐，一个白人，美国人，一个在我看来容光焕发、美丽动人且成熟的人，认真对待了我的要求，把削得漂漂亮亮的铅笔还给我。她称呼离十八岁还有两周的我“先生”。

于是我开始写日记。但是，它没有记录下很多值得记录的东西，多年后我会觉得很多没写下来的事情重要得多。我在飞机上所写的日记没有记录特立尼达机场家人的送别，没写机场楼像沥青跑道边带小花园的小木屋。

那次的家庭欢送是我最后一次参与大型的印度或亚洲家庭活动。这样的告别（来自另一个时代、另一片大陆、另一种旅行，旅行者极有可能再也不会回去，正如我们中的很多人和我们的祖父们从未回到印度那样）使人放弃一天的收入，走很远的路赶来。重要的不是告别，更多是让他们出现在一个宗族的大场面中，表明在宗族中的身份。事实上（或者正是因为这个事实），家族发展到后来，不同分支的差别已经很大，谈话间双方已有屈尊纡贵和紧张不安之分。

我没有用小飞机上优雅的泛美航空空乘小姐为我削的那支“擦不掉”铅笔记下这一场面。其中一个原因是这场面与我所写的魔幻神奇的背景格格不入。另一个原因是这种仪式化的告别场面——一小群人僵硬地游荡在飞机跑道边的木屋旁——和我想象中作家的日记或预期的作家体验不符。

我也没写到表兄和他在机场的建议。我一定会写到，不是在很多年后，而是当我开始理解体验的本质之时。

我的这个表兄不是蠢就是傻，十五岁左右就长出了将军肚，并且再也没有消下去。他不谙语法知识，也不懂英语或其他语言，莫名其妙就当上了记者。他不是要对我表示友好。也许他甚至怀有恶意；也许他本来确实能对我做出“扎小人”之类的事（并非出于什么明确的恶意，而是半心半意地，受他的性格和家庭成员间相互嫉恨的天性的驱使。）

但是他被这场面感动，或是感到他需要有所表现。在机场拥挤的送别人群中，有几个人（有的我不认识）甚至哭了出来。这个记者表兄走向我，仿佛是要传授一个从别处得来的秘密——来自最高层，来自机场经理，来自泛美航空的总裁，或者来自上帝本人。他轻语：“坐到机尾，那里更安全。”旅行仍是一种探险，无论水路还是空路。也许表兄说的坐在机尾有道理。也许是的，尽管他的建议更有可能是基于儿童漫画里的坠机方式——飞机头向下俯冲坠毁——得出的。

在飞机上我没有把这位表兄和他的建议写进日记。因为这个无足轻重的建议——像家庭送别一样，是我生命中亚洲农民的残存——和我的工作不相称，我的工作是对这个世界更宏大的洞察，是更宏大的个人冒险。也许我甚至从未想起写一写这场送别或者表兄的建议；拒绝这个主题无可非议。

但是，由于个人冒险是我的主题，而我又无法写更重要的事情，旅行和孤独让我的个性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的暗示非常细微。五年后，我很清楚地意识到那场家庭送别和表兄的建议是“素材”。但是这是多年后的事了，之前我先是看到了自己个性的改变或者改变的蛛丝马迹，它们是第一天冒险的小碎片，是会获得一定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