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五 寓言故事

名字（name）是一种特殊的词汇，如此特殊以至于有些人认为它们根本不属于语言。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想强调的是，名字和其他词语一样。但就名字在很多方面都很特殊这一点，我也并不反对。

——大卫·卡普兰

“佛拉金，我并不确定这一段是否应该写进书里。你怎么看？”

“高速路，您继续讲，录音机已经打开了。”

好吧，我不确定这一段是否应该写进故事里，是因为这一段让故事看上去兜圈子瞎忙活，令我感到不安和紧张。当佛拉金和我回到迪士尼乐园街时，我们却发现自己的家被拆了个七零八落。有人进来偷东西了。我们跑到酒社：我的藏品，全部的藏品，全没了；每一件东西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先是感到一阵轻松，然后变得忧伤起来，然后感到难以置信和愤怒，然后又陷入忧伤：深深的忧伤伴着某种轻松的感觉。我想，也许那些幽灵们整日的内心活动也莫过如此吧。

接下来的几天迷茫而艰难，我几乎不愿回想起这段时光。我去参加治疗互助小组。我坐在电视机前看一级方程式赛车，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我考虑投靠天主教。我登记加入了埃卡特佩克的“匿名神经症患者组织”。晚上，我灌了一瓶又一瓶的威士忌，想起了舅舅佩佩·洛佩兹·桑切斯曾说他做的美甲和修脚次数一样多。我没进精神病院全靠脑海中他的这句话。但无论如何，我迷失了自我：就像拿破仑所说的，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只身在南极的雏燕。

一天早晨，当我俩在厨房喝咖啡时，佛拉金试图说服我去牙科诊所安一副新牙，暂时性的而已。他和我说，这样至少可以正常进食，恢复声音，而且可以让我更有精神。我推脱了一阵。虽然我这人很固执，但也是讲道理的。最后我不得不承认佛拉金说得对。

牙医给我制作并安装了一套新牙。虽然新牙质量不好、戴着紧，但一切开始好转起来。至少，我开始向佛拉金讲述牙齿自传了。一开始我摸索了许久，因为我没有抓准正确的故事结构，不知道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但在某一天，佛拉金告诉我，我只需要想着故事的开端、中间和结尾，而其他部分类似于拍卖。经他点拨，我终于可以开始了。

一个月之后，就像之前我允诺的那样，我开始传授佛拉金一些艺术收藏课程。第一课：挑选和回收儿子在果汁厂旁的艺术馆中为我留下的一些物件。某个周日凌晨一点左右，依旧在工厂做司机的我朋友狗子开着一辆帅气的皮卡车来接我们。我们上了车，一路开到紧挨着工厂的艺术馆停车场。我们用狗子的钥匙打开艺术馆后面的酒馆，溜了进去，狗子则在外面等我们。我们在酒馆里翻来找去，没什么好收获。佛拉金将一本巡回展览分类册揣进腰包。我顺走了几根铅笔，因为我知道接下来几天里佛拉金需要这些笔写东西。

之后，我俩进到艺术馆里面，一路上安安静静、小心翼翼。因为有摄像头，我们之前就决定这次行动不开手电。馆内唯一的光源就是照亮展品的灯光了。这灯光将展品们照得如此迷人，比我们上次看到它们时要美多了：那次，被暂时俘虏的我，屁股里仿佛被塞个了爆竹，匆匆忙忙穿过这间屋子。我们挑了很多皮卡车能轻易拉走的物件：被解剖的狗，反射一扇窗户影像的反射镜，支在架上的乐谱，尺寸中等、中间是宾馆房间中的一匹马的广告牌。

我不是那种爱哭的人，就算看电影的时候也不会哭。当我突然看到我的牙齿时，我那副更像是件展品的牙齿，我没有哭。我快乐地发出了一声嘶鸣，我想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流出了眼泪，开心的眼泪。它们被放置在一个大约一米或一米半高的小立柱上，被玻璃盒子罩着，从房顶打下来的灯光径直将它们照亮。难怪我之前如此想念它们，因为它们简直美得不可方物。佛拉金帮我将玻璃盒子抬起，然后我将它们拿在手中，并小心翼翼地放进夹克兜里。

剩下的任务简单快速。我们将看中的物品捎走，然后放进狗子停在外面的小卡车里。只有那个马的广告牌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小麻烦。但是借着狗子的帮助，我们将它安置在其他展品上面，没有造成什么大损失。几小时之后，我们仨回到迪士尼乐园街，坐在我那阿卡普尔科式的椅子上，轮流饮着狗子贡献的昆迪纳马卡甘蔗酒。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把佛拉金叫醒。狗子早就走了：他这人很自觉，是那种在别人叫他走之前就自觉离开的人。在厨房里，我递给我的助手一些甘蔗酒和一杯浓浓的黑咖啡，然后让他坐在我为他买的斯克莱伯牌笔记本前。我想好了一个拍卖的点子。这个系列就叫“埃卡特佩克寓言故事”。在这一系列中，通过讲述社区人物的故事，我们将回收所有昨夜被我们揽入囊中的艺术品。创作这些作品的艺术家们的名称将被提及，他们的贡献将获得肯定。我们可没那么恬不知耻。

但佛拉金说，如果使用真实的姓名，我们会被抓个现行。

“你说得对，年轻人，你的观察很敏锐。我们必须做些调整。”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佛拉金继续说道，“如果调整过多，名字就分文不值了。”

“不对……啊对……佛拉金，你都把我搞糊涂了。闭嘴，拿笔，记笔记。”

寓言故事之一：马的广告牌。艺术家：道格·桑切斯·阿提肯。起拍价：100万。

我曾和阿兰·鲍尔斯说：“全世界都知道马没有同情心。”你站在马面前哭泣，它就这么嚼着稻草、眨着眼睛看着你。当你放声大哭起来，眼中噙满了痛苦和泪水，马也只是抬起尾巴，放出一个长长而无声的屁。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令它们感动。（一次，我梦见一匹马边恳求我边使劲舔我的脸。但这不算，因为发生在梦里。）

“我可以向你保证，在曼哈顿岛中央公园里工作的马都精神抑郁。”阿兰·鲍尔斯对我说，之前我大胆地向他解释了我的理论。我俩在鲁文·达里奥的儿子小达里奥的报摊旁相遇，当时我们正在等着开上桂冠大道的公交车。我发现阿兰·鲍尔斯看着路对面广告牌的眼神中露出一丝忧伤。广告牌上是一匹马，而照片中的马儿，的确有些伤感，站在纽约某个宾馆的一张床旁边。

“曼哈顿的马是有同情心的。”他边说边摇头否认我的理论，眉毛微微抬起。

“我不知道精神抑郁算不算是有同情心的一种表现。”我对他说。

“当然算，”他辩驳道，“自我同情也是同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