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第2/3页）

官方的宽容政策使得作家能够自由地以同情态度描写波兰军队在一九三九年反抗德国人的战斗，虽然那支军队所保卫过的“贵族波兰”在苏联的眼里像是一块就要熄灭的煤渣。不过，假如批评家们想要使用正统的标准，则在政治上正确的题材也不能让他避开这些批评家的攻击，因为他描写的集中营是他个人亲眼看见的，而不是作者应该看见的集中营。在这里他是犯禁了。那么，作者应该怎样看集中营呢？罗列原因并不困难：一、囚徒们应该在秘密组织中团结起来；二、这些组织的领袖应该是共产党人；三、出现在这本书里的全部俄国俘虏应该突出展现他们的精神力量和英勇行为；四、应该按照囚徒的政治观点来区分他们。而他的小说没有一篇是这样的。党注意到了这一情况，虽然党认为波兰作家们还不成熟，运用不了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但是当代批评家还是指责他犯了大错。他们宣布，他的作品像堕落的或美国的文学，他的作品是悲观主义的，缺乏“有意识的斗争”的成分，亦即，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展开斗争。但是，这些批评是以某种有说服力的语调发表的。他年轻，需要受到教育，但是在他身上有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作家的品格。通过对他的密切观察，党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种少见的和珍贵的要素：真正的恨。

贝塔具有良好的接受能力。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他读得越多，就越深信，这正是他所寻求的。他的仇恨像波涛汹涌的河水向前奔流，但是毫无用处。最简单的莫过于为党所用。真是如释重负：有用的仇恨，为社会服务的仇恨！

他仇恨的根基就是萨特所说的“恶心”的同样的反应，亦即，对于作为由自然和社会法则所决定的、服从时间的毁灭性作用的、生理学上的存在物的人的反感。人应该设法打碎这样的镣铐，即使必须用自己的鞋带来拔高自己，也要使自己提高。如果贝塔是法国人，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存在主义者，虽然这样的张狂也许还是满足不了他。他对精神方面的思辨报以鄙夷的微笑，因为他记得在集中营里目睹过哲学学者们因为一堆垃圾而打斗。人类的思想是没有意义的，托词和自欺都容易戳穿，真正有意义的是物质的运动。他吸收了辩证唯物主义，就像海绵吸足了水一样。其唯物主义的一面制止了他对残酷真实的渴求；其辩证的一面让他突然跳跃到人类的上方，到达一种把人视为历史的材料这样的观念。

在很短的时期之内，他出版了一本新书。其标题本身就象征了他的态度：《石头世界》。石头的，所以就是无情的、荒芜的。这本书由极短的故事组成，几乎没有描绘，不过是关于他的见闻的札记而已。他十分善于使用物质的细节来提示人的某种完整的处境。“石头世界”是打败希特勒和二战结束之后的中欧。因为他在德国的美占区逗留过一段时间，他拥有大量而广泛的描写对象：各民族和社会地位的人，前纳粹分子，前囚徒，得知所发生的事而感到困惑的德国中产阶级，美国士兵和军官，等等。在他平和的语句下面，潜伏着一种对于文明的无限的愤慨，因为这样的文明的果实竟然是希特勒主义。他推出了一个等式：基督教等于资本主义等于希特勒主义。这本书的主旨是文明的终结，其基调可以归纳为一个简单的抗议：你对我谈文化，谈宗教，谈道德，你看看这些东西造成的后果！

在贝塔看来，正如在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看来那样，希特勒的统治乃是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极点，它的崩溃宣告了世界规模的革命的胜利；未来很可能还需要继续奋斗，但是转折点已经过去。战后初期像他那样的青年人写的几乎全部作品，都提出了人面对历史规律感到无力这一主题，甚至怀有最佳意向的人们也已经落入纳粹的恐怖机器之中，被化为担惊受怕的洞穴人。读者大众面对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是把邪恶推到浮面上来的古代文明，另一方面是只有通过东方的凯旋的强力才能兴起的新的文明，二者必居其一。成功对人的想象力的控制十分有力，以至于这胜利显得不是源于人的设计和有利的条件，而是反映了时代的最高法则（实际上，在二战中，俄国及其貌似不可战胜的秩序距离失败是只差半步的）。

在《石头世界》这本书里，贝塔最后一次努力使用了诸如节制、隐蔽的隐喻、被掩饰的愤怒等在西方文学里被认为有效的艺术手段。很快他就承认，他对于“艺术”的全部忧虑都是肤浅的。相反，他越是往下走，越是受到赞扬。他以后的作品，可以预料，是喧嚣、激烈、鲜明、偏颇的。因为党的作家们（他入党了）开始争先恐后地努力争取变得容易接近和直截了当，所以文学和宣传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他的写作开始引进越来越直接的新闻报道风格。他放肆恶毒地攻击资本主义，亦即，帝国范围之外发生的一切。他可能会从新闻中摘取关于马来亚战争或印度饥荒的一段新闻，然后加工成为既不是文章也不是快照的东西。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五〇年。从他被盖世太保逮捕以前的日子算起，他有了巨大的变化。他以往的羞怯和勉强的谦恭不复存在。以往他走路稍微有一点驼背，现在挺直身子，显出十足的自信。他显得枯燥，对工作专心致志。一个腼腆的世人变成了一个政治人物。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有名的宣传家。每星期，他都在政府的一家周刊上发表一篇强词夺理的文章。为收集故事，他多次访问东德。一个曾经不求功利地写作的作者，在为某一个事业服务的时候，其作用乃是新闻通讯员不可企及的；他在标题上使用了作家这一职业的全部知识，来杜撰不实的文章用以反对美国。

在观察这位值得尊敬的虚无主义者的同时，我常常想到每一种形式的艺术都像是一个光滑的山坡，想到一位艺术家要花费多么大的努力，才能防止滑落到那立足比较容易的地方。迫使他做出这一番努力的内在指令，就其核心而言，是非理性的。因为拒绝常人非功利的艺术，新的信仰摧毁了这一内在的指令。在描写集中营的小说中，贝塔是一位真正的作家；虽然他对人的全部内在的指令提出疑问，但是他从来没有编造，从来没有想要取悦于任何人。后来他把一个政治分子引进他的写作，于是，像超饱和的溶液一样，他的写作晶体化了，变成了透明的和公式化的。但是，我们不要采取简单化的态度。有许多大作家，例如斯威夫特、司汤达、托尔斯泰，都曾经从政治激情出发发表言论。我们也许可以说，一个作家想要向读者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亦即政治信念，是能够增加他作品的力量的。批评所处时代政治体制的大作家和贝塔类型的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的非顺从态度。他们为反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行动，而贝塔展开写作必须听从党内同志的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