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第3/3页）

虽然语言激烈而准确，但是他的文章是十分枯燥和单面向的。一个天才散文作家这样的蜕化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他肯定意识到了自己正在浪费自己的才能。有几位文学权威的话能够决定一个作家在官方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我和他们谈过话。我问他们，为什么向他提出这样的措施？党的利益肯定不要求把他降低成为一块破布，他写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肯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迫使他写时政文章等于胡乱浪费可资利用的艺术资源。答复是：“没有人要求他写文章，这是很遗憾的。周刊的主编又不能撵走他，是他自己坚持要写的。他认为今天是没有时间从事艺术的，大家应该更直接地从根本上来影响大众。他想要尽可能成为有用的人。”这是一个有点伪善的答案。党经常强调需要好的文学；同时，党又造成了紧张的宣传气氛，令作家觉得被迫求助于最原始的和简单化的文学技巧。当然，贝塔的确是自己想要把全部的时间奉献给新闻写作的；虽然他是一个高度称职的专家，他还是致力于最不称职的家伙们都轻而易举的工作。他的思维方式，一如许多东方知识分子，都被推向一种自毁症。

这样的知识分子只要拿起笔来，这个心理机制便已启动，其过程是相当曲折复杂的。让我们设想，他准备描述国际政治中的某一个事件。他知道，各种现象在功能上而不是在因果关系上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为了公正地评述这个事件，他必须深入了解对抗性力量的动因和控制这些力量的必然因素——总之，要从每一个方面来分析它。随即，愤怒来营救他，把秩序引进盘根错节的互相依赖关系之中，令他摆脱做出分析的义务。是对于一切都取决于人的意志的自欺态度的愤怒，同时也是对于可能沦为一己天真性格之捕获物的惧怕。因为世界是残酷的，人必须把一切都简化到最基本最残酷的因素。作者理解，他所做的事远远不是准确的：人民的愚蠢或者人民的善意对于事件的影响，不亚于经济斗争的种种必要性。但是，他对人类（对他人和自己）施展报复，指出人是受到几条基本法则的控制的；同时，他也保持着优越感，证明自己敏锐而强壮，足以避免“偏见”。

在政论文章中，正如在集中营小说里那样，贝塔追求简洁、去除全部幻觉、一览无余地展现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的做法，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如果持续听任这种追求的话，就会到达某一个点，以至于聪明才智再也无话可说。词汇变成政党口号和拳头的不完备代用品。贝塔的确走到了词汇再也满足不了他的阶段；他不再能够写长篇和短篇小说，因为那些作品费时太长，不能满足他的战斗需要。他所遵从的运动日益加速，越来越快，仇恨和昏眩的剂量越来越大。世界的形状变得越来越简单，到最后，一棵个体的树木、一个个人，都丧失了全部的重要性，而他则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处于可知可感的事物中间，而是身处政治概念之中。他对新闻报道的热衷是不难解释的。写文章对于他的作用就像毒品一样，他放下笔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事。他的文章里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这是无关紧要的；从易北河到太平洋成千上万的二流记者所说的话都一模一样，也无关紧要。他是活跃的，就像一个方队里行进的士兵。

“到明天，要征服整个世界”原文为德语。，在奥斯威辛焚尸炉冒出黑烟的背景上，党卫队的看守们高声歌唱。纳粹主义是集体的疯狂，但是德国大众追随希特勒却是有深刻的心理原因的。是一场重大的社会经济危机催生了纳粹主义。那一时期的德国青年在自己周围看到了魏玛共和国的衰败和混乱：几百万失业工人的屈辱，文化精英们令人厌恶的错乱，年轻妇女被迫卖淫，人与人为了金钱而打斗。在社会主义的希望消失以后，德国青年接受了提供给他们的另外一种历史哲学，这是对于列宁和斯大林学说的讽刺模仿。那个把贝塔关进集中营的德国人很可能像他一样，对这个世界的爱是失望的，因为他希望和谐、纯洁、秩序和信仰。这个德国人蔑视那些拒绝参加欢乐进军的同胞。作为人文主义的可怜残余物，这些同胞啧有烦言，说这新运动破坏了道德原则。在这里，直接而可观可感的是对德国的拯救和世界的重建。这是千年一次的运动。在这个独特的运动中，相信那个悲惨基督的那些悲悲切切的信徒，还胆敢提及他们猥琐的道德原则！如果在自己的人民当中还依然聚集着如此幼稚的偏见，那么，为一种新的和更好的秩序而奋斗该是多么艰难！

贝塔也是能够看到在他可及范围之内的新的更好的秩序的。他相信、而且要求尘世间的拯救。他痛恨人类幸福的敌人，坚持认为必须消灭他们。在这个行星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时候，那些胆敢认为监禁人们、或者恐吓人们坦白政治信仰的做法不好的人，不是作恶分子吗？我们要把谁投入监狱呢？阶级敌人，叛徒，暴乱分子。我们强加给人民的信仰，真是信仰吗？历史，历史，历史是和我们在一起的！我们能够看到历史活生生的、爆炸式的火焰！有些人的确是渺小和盲目，他们不理解全部巨大的任务，反而为微末的细节担忧，浪费时间！

贝塔虽然具有才能和智慧，但是没有看到某种激荡人心的进军之中所固有的危险。相反，他的才能和智慧，还有热情，一起驱使他采取行动。而普通人民则顺应时势，为一个不敬爱的恺撒作出大量贡献——就因为这是绝对必要的。他自愿地肩负起责任。他没有稍息片刻反思，这一做法一旦启程以大军的威力去征服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历史性变化的哲学。“到明天，要征服整个世界！”

我写完这篇剪影之后的几个月，得知贝塔死亡。一天清晨，有人在他华沙的寓所发现了他。煤气阀门还开着。在他狂热活动最后的几个月里观察了他的人都认为，他在公共言论中所说的话和他敏锐智慧的观感之间的差别，是与日俱增的。他的行为有太多的神经质意味，不能不令人怀疑：他其实是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对比的。而且，他经常谈到“马雅可夫斯基案件”。他的友人们，波兰和东德的作家们，发表了很多文章。他的棺木上面盖上了一面红旗，随着《国际歌》的乐声徐徐放进墓穴，党对自己最有前途的青年作家告别。